王建柱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于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但与父辈不同的是，吴敬琏没有走向实业救国之路，而是踏入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2005年3月24日，有着“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吴敬琏因在理论经济学、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成为4位获奖者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对吴敬琏倾注半生心血倡导和实践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

200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结束了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后将淡出媒体视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来。

“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日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了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新书发布会。该书收录了吴敬琏自2007年至2013年间的50篇文章，分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呼吁重启改革”“如何重启改革”“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5个部分。吴敬琏在该书中以其独立的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吴市场”——推动

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发展

在中国，吴敬琏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吴市场”。的确，吴敬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鼓吹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计划派”和“市场派”展开了一场论战，吴敬琏不但捍卫了“商品经济”，还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从此“吴市场”的绰号不胫而走，但这在当时并非美称。吴敬琏后来解释说，这是改革的反对者给他戴的一顶帽子，意在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早在中国实行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就有所萌芽。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领域。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然而，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系，需要克服旧有的观念、思想理论和政策体制等各种障碍。1991年冬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1992年春，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吴敬琏向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被正式采纳。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

吴敬琏对于市场经济的传播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而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以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因而有着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却站在百姓中间。大半辈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但满脑子却是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是吴敬琏学术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

操守——“经常想到普通百

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

2001年12月29日，“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吴敬琏以他对股市的建言，再度当选为该年度“经济人物”。颁奖词称：“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位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位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

在吴敬琏看来，“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应该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识，则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这应当成为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

吴敬琏在其所著新书《直面大转型时代》中，针对普通百姓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犀利的观点。关于拆迁，他提出了“拆迁应当法治化”“基层政府不应公司化”“公平交易”三点。“对于像唐福珍自焚案这样极为惨烈的事件，基层政府更需要深切自省：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考虑是否周详？特别是在老百姓以命相搏的时候，是否为其提供了公平而顺畅的利益诉求通道？”

关于医疗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公立医院改革，吴敬琏指出：“医改文件要求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我认为是非营利性，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那么政府就应当完全负责了吧？但国家拨款却只能覆盖医院费用的很小一部分。”吴敬琏认为，应该把“医疗费用的筹措”与“医疗服务的提供”两件事分开。“基本医疗费用应该由政府来负责，而医疗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通过竞争形成价格。”

在吴敬琏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有权力的人们会在不规则的产权变动中得益，而社会弱势集团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支持规范的法治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使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知道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传播真理。”

命运——“以更大的

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真正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和体制。自2007年以来，改革实际上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从1995年就开始说要转型，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归根到底就一个原因——体制性障碍，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二是腐败日益严重。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寻租”，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治本之策是“全面深化改革，使权力不能任意插手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吴敬琏坦言：“说到底，从体制上根治腐败，一要靠市场化，二要靠法治。”

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预言十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吴敬琏则提醒人们，在表面繁荣之下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吴敬琏认为，目前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吴敬琏多次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一如既往地呼吁加速和深化改革，纾缓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他也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在吴敬琏看来，党的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列入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明确回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细心的人们经过对比会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