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绪龙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建设，需要深刻研判新世纪文艺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与时俱进、辨症施治。

文化软实力是文化传承延续、文化创新发展、文学艺术创作生产与消费以及各类文化载体的更迭换代之间包孕的一种具有思想凝聚力、精神感召力、情感亲和力的民族国家意识。文化软实力的“软”，并非单靠文化设施、文化项目、文化工程的“硬投入”，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再造和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方向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引导？依靠什么引导？如何增强引导能力？如果不结合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省思，如果不结合新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对文艺创作生产采取与时俱进的引导措施，那么很可能就会在歌舞升平的宣传、不接地气的舆论、与人民无关的“精品”面前裹步不前乃至保守退步。

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一种文化治理能力建设，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与其方向引导之间的“价值共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应该提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战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层面，从国家文化治理的高度，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来常抓不懈。具体到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这种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文学艺术创作与“引导”的关系。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质是创新创造，但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脱离时代、民族、人民的土壤和气候。产生于中华大地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引导达成的若干价值共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以法国沦陷、法语将会被翦灭为背景，以一句“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启蒙了几代法国人对祖国的热爱，即是法国作家与民族国家利益一次典型的价值同谋。美国商业性类型电影大片娱乐性极强，但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巴顿将军》、《珍珠港》、《爱国者》等，均带有向全世界宣扬“美国精神”的浓厚政治色彩，是美国电影产业与所谓“美国民族利益”价值共谋的集中体现。在价值共谋基础上，文学艺术创作基于自由创造原则则“百花齐放”，基于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原则则“众心归一”。在新世纪以来文化市场兴起过程中，某些文艺作品由“人民性”标准更换为“人性”标准，再由此更换为“性”标准，导致某一时期“三俗”泛滥，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不良现象，而这些不良现象则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与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价值共谋断裂的表征，是引导能力“失灵”的体现。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建设，需要深刻研判新世纪文艺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与时俱进、辨症施治。从积极方面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生产与党和国家提出的现代化战略蓝图的价值共谋很高。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开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时期的政策方针完全契合，因此积蓄起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和动力，从而初步形成了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软实力”的民族国家意识。从消极方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文艺创作生产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以娱乐、休闲、时尚为主题特征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开始流行。对这一文学创作现象的评价，迄今仍存在某些判断误区，如“大众文化”、“商业文学”、“通俗文学”、“作家包装”等等，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价值共谋。此判断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文艺批评领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仍然以文化市场为敌，高呼文学“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导致“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泛滥、“文学危机”、“文学消亡”、“文学堕落”，本身却深陷文化市场之中，生产出大量的“文化泡沫”、“文学桑拿”和文艺评价的“通货膨胀”。因此才会出现高级别获奖作品读者寥寥无几，文艺批评“大腕”赶场做“红包”批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相互表扬、相互捧场，无数优秀年轻作家及其作品却长期埋没、无人问津，以及文艺评奖出现的论资排辈、权力授意、企业操纵等等不良现象。另外，为数不少的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长期以来成为所谓“学院派”批评以及高校师生职称论文、学业论文、课题论文、评奖论文的主阵地，无奈而可悲地形成了某种畸形的“内部生产”机制，社会吸引力几乎降到了最低，难以发挥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生产的引导功能。对于这些现象，相关文学艺术管理部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仅止于“禁令”通知等做法，治理效果当然可想而知。正如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所分析的，当代中国的文学地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既然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已经成为左右文艺创作生产的内驱动力，那么，对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的引导，就要从这一机制的各个要素和系列环节入手，梳理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的不同对象、载体、空间，针对不同对象、载体、空间的特征，分别采取相应的治理工具、手段和方式。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能力建设，重要的是提升相关文化艺术部门及组织机构的协同创新管理效能。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并非仅仅是宣传部门的职能行为和文化部门的行政行为，而且也是相关组织机构如文联、作协以及各类文艺类协会的核心职能和社会行为。从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层面来看，上述三方目前尚缺乏协同创新的引导合力，实质是尚未真正处理好党委、政府、相关社会组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宣传部门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常常越位，比如常常会出现文化执法“代办”现象；文化行政行为常常缺位，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文化市场执法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能常常不到位，由于历史原因与机构体制原因，要么偏向准行政部门行为，要么偏向纯行业内部行为。既如此，三方协同治理的合力引导无从形成。

从国家文化治理的新视野来看，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应采取更有效可行的举措。首先，有必要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提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能力建设”这一战略性课题。其次，有必要深入研究新世纪以来文艺生产机制的变化，为引导能力建设提供现实文化语境基础。再次，针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多样化态势，厘清不同创作主体、创作空间、创作方式、接受对象等多样化创作生产型态，根据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的特点加强引导能力建设。如所谓“严肃文学”层面的主阵地仍在纸质文学期刊或单行本，而且仍然具有很强的“文坛”效应，对此进行的引导方式自然不同于网络文学。市场资本运作的文艺生产机制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主流，同时又是国家认可并提倡的文化市场主体，对此进行的引导就需要兼顾市场规律、市场监管、价值引导的关系，采取创新举措。网络文艺生产则更为复杂，它既是新一代青年群体文学创作与消费的主阵地，又是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市场的重要领域，同时还是“意见领袖”、“公知言论”、“民意汇聚”等形成的空间，更需要吃透网络文艺生产机制的特征和扩张模式，加强引导。综上所述，文艺生产机制的根本性变化对引导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客观要求，必须考虑重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能力建设治理体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研究”（11YJC751003）阶段性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