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淇

全中国最早的咖啡馆，应是开埠不久的上海才有，喝咖啡的大多是洋人，尚拖一条长辫子的“吾土吾民”是不敢问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咖啡馆的顾客也几经更迭，仍不外乎：美国烂水手、白俄流亡者、犹太大亨。再就是：本地“拆白党”、妖娆的交际花和不明身份的人……不多时，终于有了国产的影视明星、经纪人、艺术家、接头的“革命党”……反正，那里就是一个畸形的小社会！

我虽然出生在上海，少年时代适逢“明朗的天”，乌七八糟的咖啡馆早经涤荡，洋人走掉了大半，残剩的主要街道上的著名的几家招牌，标志着西方文化破落贵族般的在中国的存在。我家属于“下只角”阶层，是“吃泡饭啃萝卜干”的主儿，我居然去学西洋美术，画的石膏雕像，全是校长颜文樑先生从法国运回国的。我们只见颜先生才配隔三岔五泡上海的咖啡馆，我路过南京路的“D·D·S”或淮海路的“老大昌”，只能久立橱窗张望，闻闻满街的咖啡香，始终不敢跨进那“天堂的门槛”；但学艺术的狂躁少年，爱白日做梦，“纸上咖啡馆”却是迷恋着的。我曾经在昭通路地摊上高价买到一张印象派莫奈的《稻草堆》彩色画片，是可疑的摊主从一本法文精装图书或杂志中偷割下来的。画早晨八九点钟的两垛稻草堆，雾气尚未散尽，远处的树朦朦胧胧，那色点笔触颜料凸凹，清晰可摹。印象派刷新了我的视界，更换了我的眼睛和心。当我知道莫奈、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去一家新雅典咖啡馆，在那里发表所谓“印象派”宣言，我不禁心仪，也跟进新雅典白色殿堂去摇旗呐喊了（纸上读到：新雅典咖啡馆漆成雪一样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