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新华社报道说，河南永城正在调查女车主不堪多部门罚款自杀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1月14日，12月1日经媒体报道后，当地官方当天就有了“联合调查组”。看起来响应很及时，但响应的不过是舆情而已。

媒体有报道，网上有愤怒，当地就有调查。如果没有舆情，自杀就自杀吧，官方是不会响应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何车主自杀半个月了，当地都风平浪静？

媒体报道，永城运政、路政部门分别向货车车主发放“超载不罚款”的许可。运政为“年票”，每年三千元；路政为“月票”，每月三千元。这是自杀事件发生的背景，也是当地货车运输的“社会知识”。

自杀事件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货运管理中已经日常化的恶政，而是因为人们在忍耐了日常的恶政后，又遭受了恶政的再次加码。自杀的车主已经购买了“年票”和“月票”，据自杀者的哥哥介绍，兄妹二人今年4月贷款买了两辆货车，半年多时间光罚款就交了将近二十万元。此次事件，是因为即使忍耐了这些之后，上路仍然不被放行。

在车主喝药自杀后，权力者一哄而散了。他们时刻准备着罚款，时刻在竭尽民财，他们也时刻准备一哄而散，时刻准备不负责任。你要死便死，死也要交出罚款来，同时你真的被逼死，他们首先撤离现场，显得你的死与他们无关。

超载不罚款的年票和月票，是社会治理在货车运输这个细微局部的投射。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治理风格，也能反映民众所承受的屈辱和重负。这个社会把货车运输治理到必须超载运行才够谋生，同时又因此创造出权力部门新的生财途径。

运输就要超载，本是恶劣管理的结果，同时又成为恶劣管理的收益。“超载不罚款”的年票和月票，既是罚款的预先和集中交纳，也是权力部门发放的“违法特许”。这种年票和月票可以表明权力者的三种恶，一是权力者治得人们不得不违法运输，二是违法运输反过来成为权力者的敛财途径，三是权力者现在已不是执法而是成为发放“违法许可”的违法者。

弦已经绷紧，权力者按照社会的“承受能力”行使其权力，社会在“承受能力”的极限下看似风平浪静。此时再加砝码，弦终于断了。这就是此次车主自杀事件的“社会力学”解释。权力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已在极限状态了呢？他们未必知道，或者说未必在乎，他们会把极限状态下的风平浪静看作是“还有加码空间”，把人们无奈之下的赔笑看作是社会和谐。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非法获取了“年票”“月票”之类的收益后还要“另加打点”。此时，他们仍然可以说是在“严格执法”。他们因为穿着权力者的制服，就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正当执法”的依据。

公路罚款是权力胡为最厉害的窝点，还是权力胡为的一个普通例证。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公路罚款像城管掀摊、暴力拆迁一样摆在路面上，让人总能碰上、遭遇到而已。那些没有摆上路面的权力，是不是好一些，谁知道呢？权力为恶，不仅久治不下，而且愈形不堪，要怎样才能让人看到希望？

【原载2013年12月3日《南方都市报·个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