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乃 基

(东南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8)

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

吕 乃 基

(东南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8)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对西方社会语境下人的心理提升的抽象概括。个体沿特定的心理需求层次和特殊的通道攀登,在特定的方向并以特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演进,社会又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特定语境下个体心理需求的特殊层次和提升途径。正是西方人所特有的心理需求层次和提升途径，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同样,也正是生活在其他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层次和不同的提升途径，赋予其他社会以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方式。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为理解中国社会中个人的“自我实现”途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方社会。

马斯洛需求层次； 心理需求； 自然-社会； 认知-情感； 自我实现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尽管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这一需求层次理论是对西方社会语境下人的心理提升的抽象提炼,未必完全适用于不同社会的语境。心理需求的层次和提升途径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个体沿着心理需求的层次和特殊的通道攀登,在特定的方向并以特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演进。反过来,后者又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个体心理需求特殊的层次和提升途径。

正是西方人所特有的心理需求层次和提升途径,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同样,也正是生活在其他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层次和不同的提升途径,赋予其他社会以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方式。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与个体心理需求的层次和提升途径,二者间的关系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河床与河水,难以厘清是何者对何者的影响。笔者提出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为理解个人的“自我实现”途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方社会。

一、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心理需求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无论是一开始的五层还是后来的七层,实际上只有最底层即生理和安全需要自古至今各民族都是一样的。由此往上哪怕只是一层即“归属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就会有很大差别。例如，中国古人隐居山林,与自然为伍,以此为归属,甚至由此而达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将此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印度人则以参透万物,与自己内心的同一而达致凤凰涅槃。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其样本和适用范围是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主要是由个体出发向外的投射,基本上没有或较少考虑作为个体之环境的自然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个体提供西方社会发展的动力——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在个体的提升和自组织中塑造并推进社会的发展。因而社会的历史轨迹与个体提升的过程基本上保持一致。

相对而言,个体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提升道路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则有很大差异。譬如在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个体提升的层次,并规范了个体提升的途径。

为了使人心理需求的讨论扩展到西方以外更大的范围,可以把人的需求区分为四种:自然性物质需求、自然性精神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社会性精神需求[1]。之所以这样区分的原因是：其一,实际上,在人的提升过程中,除了传统的主体由物质到精神的提升外,有必要考虑环境的因素,也就是自然与社会的影响。人由身处自然到融入社会也是提升的过程。这一提升过程既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密切相关,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二,这样的区分,较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可以更清楚地探视各种社会的区别,分析在特定的“河床”中会流淌着什么样的“河水”,以及这样的“河水”会怎样冲刷和改造“河床”。

自然界在人的需求层次上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可以满足其心理需求；前者即自然性物质需求,后者为自然性精神需求。

自然性物质需求,指个体从自然界中满足自身维持生存的需求,如温饱、安全以及性(在原始未开化的意义上)等。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对稳定,一方面,其基本底线是维持生命,人际之间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有限度,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较小,基本上不会水涨船高。这就是恩格尔系数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原因。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是四种心理需求的基础,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需要优先满足,然后才可能实现其他需求。

自然性精神需求,指个体由自然界满足自身精神愉悦的需求。这种自然性精神需求可以与自然性物质需求同时萌发,似乎与生俱来,既可以是人之初时对自然界的好奇、留恋、膜拜——在后现代意义上是“敬畏”以及沉浸，也可以是在自然性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如开普勒在发现天体运行的三条规律时无与伦比的“畅”，或者是非竞技的体育运动、现代人的旅游以及自娱自乐的游戏等。在网络游戏中,有人会上瘾而难以自拔,甚至“娱乐至死”。毒品也是一例。可见,如果自然性精神需求走向极端,反过来可以泯灭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

古今中外,人皆有自然性精神需求,但在中西方、各民族乃至个体之间,个人的自然性精神需求会有差异,甚至有巨大差异。

自然界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其博弈的对象,是“对象性”的存在。西方人为了满足好奇心去认识、征服自然界,满足其控制欲。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现代科学,目的都是认知自然。希腊人崇尚智慧、知识至上。知识即是美德。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2]执政官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雅典是世界的学校。”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目睹了自己征服自然的力量。即使到了21世纪,西方人在自然界的探险依然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好奇心和征服的欲望。

与此相反,在认识上,自然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亦师亦友,中国人沉浸于其中而获得感悟,得到启迪,情感得到满足,达致升华,天人合一；在实践上，是“技以载道”,如同庖丁在解牛过程中自满自得的享受,而不是征服欲的满足。重要的是“道”而不是“技”,后者不过是载体、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

就斯诺的“两种文化”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言,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偏向物，基本上限于“科学文化”,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低端;中国人对自然的需求则偏向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人文文化”,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端。在认识领域,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属于理性范畴,中国人则可归于具有直接或超越特征的悟性范畴。在实践领域,西方人重在控制,中国人意在“合一”；西方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在于“认知-控制”,中国人在于“感悟-合一”。当然,中国人也有墨子和“格致”之说,西方人面对自然也有浪漫情怀,譬如《瓦尔登湖》。上述仅是在整体上就自然性精神需求而对中西方社会所作的区分。

必须指出,西方“认知-控制”型的自然性精神需求,不仅是个人需求层次上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整个西方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正是在这一特定的个人需求的支撑和推动下,才有西方社会的发展。科学精神是自然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也是社会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不过,近年来西方逐步发现“认知-控制”的自然性精神需求的不足,萌生敬畏自然之心,也就提升了自然性精神需求。中国

在相当程度上缺失“认知-控制”的自然性精神需求,致使科学精神缺失,“第一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软弱无力。

社会性物质需求,指个体为在特定社会中生存而对物质的需求,可以定义为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为维系他所处的社会地位而需要拥有的物质资源。在社会中生存,由此对物质的需求必然超越仅仅为了生存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例如要满足衣食住行之需,要消耗能源,在现代社会生存还要满足沟通之需,如手机等。

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因不同的人、社会和时代而异。在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为维系其社会地位,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会高于社会地位低者。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提高后,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在不同社会中,发达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由人均能耗即可见一斑。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性物质需求重合。可见,这两种物质需求之间实际上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例如安全性需求,对于一个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而言,手机和上网就难以归为自然性物质需求。

在满足了基本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后,有些人转向满足社会性精神需求,而有些人则追求进一步的物质享受,在家住豪华别墅,出门乘高档轿车、游艇,住总统套房,购买各种奢侈品等，以满足其远远超越社会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加上富者炫富,彼此攀比,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往往超过其社会地位所需,试图以外在物质的堆砌来垫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当今社会中资源浪费最主要的原因。

社会性精神需求,指个体满足在社会中生存而对精神的需求,如对社会的感知和认识,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拥有经过自身努力而提升的空间;能够得到尊重，受到信任，拥有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如网络“大V”具有人格魅力,为更多人所认同等。

对应于自然性精神需求,社会性精神需求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是“认知-管理”型精神需求,旨在认识社会,进而在此基础上管理社会。从古希腊的城邦制、罗马法、启蒙运动者提出的“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和各个流派，都以认识社会为己任,为社会的管理者提供基于事实和规律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点上，与自然性精神需求的情况一样,中西方也有天壤之别。中国人的精力不在于“知识-管理”这样的层次,而在于“道”,“治大国如烹小鲜”,又有几人说得清、道得明?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靠的是皇帝的意志、巨大的权力、庞大的国家机器和规范人际关系的儒家文化。虽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矩”,大概也只限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如改革开放之初的《乔厂长上任记》所讲的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现在看来依然基本是跟着感觉走,“大干快上”,长官意志延续至今。

在传统社会中,官员的社会性精神需求显然不在于探索经济和社会规律、按规律进行管理,而在于社会影响力,成为“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在于某某“盛世”。传承至今,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GDP和政绩,并由此获得上级的青睐,开辟沿仕途晋升的阳关大道。

平民百姓亦复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境界是“平天下”。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唯有“天下”。张艺谋的《英雄》对此作了精彩诠释。老百姓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和清官。官员和平民百姓的社会性精神需求叠加起来,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条主线:官本位。“官”具有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官”在中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云泥之别。

在现代社会,社会性精神需求出现了多元化。个体间的差异更大,如院士的声望、歌星的影响、郭美美炫富、甚至芙蓉姐姐的出位。薛蛮子在狱中自述,“就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转XX省人民政府阅,一个私信发过去就解决问题”*引自《薛蛮子被举报涉嫌网络犯罪，已遭刑事拘留》，详见http:∥news.qq.com/a/20130915/000211.htm。。似乎应了一句话: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只要吸引眼球,不问对错,无关善恶。这就表明,社会性精神需求未必在其他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甚至与之全然无关,还有可能在善恶之间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不论何种需求层次,也不论何种需求,都需要有一个底线——人之为人的底线,不能不择手段。若是违背人性,那么所搭建起来的需求层次就不是金字塔,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显示出人性之恶,是对他人和社会的掠夺和侵犯。鉴于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二者之低层的相似性,可以将其从原属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中分离出来归为一类,作为“认知型精神需求”。鉴于这种需求只能是精神需求,因而可以简称为“认知需求”。“认知需求”旨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有必要指出,虽然人在实际上未必一定能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尤其是身处于其中的社会,但尽力去探索和认识外部世界这样的心理需求确实是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阶段。有些人将此作为终生追求和自我实现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认知需求”不仅是个人心理需求提升过程中的一个层次,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由认知需求获得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成为社会交流、共享和发展的基础。认知需求在心理需求中的地位成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西方有太多这样的事例。19世纪末,一位地质学家用小锤敲击国会大厦的地基,当被警察询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在研究地质。二战末期,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在盟军轰炸德国时冒险赶到现场,察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引自周国军《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详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29-733511.html。。

在分离出“认知需求”后,原有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分别改为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既然可以把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中的认知部分归为一类即认知需求,那为何不把分离出认知需求后的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归为一类即情感需求?这是因为,对自然的认知需求和对社会的认知需求有较多共同之处,都在于认识事实、揭示规律。启蒙运动者运用科学方法提出“自然状态”以及处于自然状态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试图揭示社会的起源。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之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足迹展开的,对自然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认知在科学性和客观性方面并无二致。

但是人对自然和对社会的情感需求则相距甚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南辕北辙,常常是以一种需求排斥另一种需求。例如以世外桃源抵制功名利禄；或反之,以“为人民服务”批判“花前月下”。因而有必要保留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的区分。 由此,人的上述四种需求再加上从中分离出来的“认知需求”,一共是五种需求。这五种需求层次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关系见下图。

图1 本文所指的五种需求

图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比,本文提出的需求层次具有明显的非线性。自然性物质需求对应于生理上的需要,在此之上,多种需求同时发生和共存,有多种渠道可以通往最高层的自我实现。虽然马斯洛需求层次也有非线性,上下层之间也可颠倒。但一般而论,层次之间是有先后与高下之分,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线性特征。从理论上说,所有需求的实现均需经由认知需求。自然性情感需求对应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从较低的安全需要

到较高的信心和成就的需要。西方人认为,之所以要有科学,不外乎四个字:恐惧、好奇。前者是安全之需,后者则与信心和成就相关。即使文学艺术,基本上也与科技同步并建立于科技的基础之上,例如绘画和雕塑建立于几何学、解剖学和光学等基础上。摄影和电影艺术更是如此,如《星球大战》《阿凡达》和《盗梦空间》等。中国的文学艺术较少与科技相关联,与西方形成一定反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性情感需求还覆盖了马斯洛需求层次上从归属、尊重直至自我实现的高端层次,可以直达最高的自我实现层次。人在自然中可以得到在社会中经常得不到的尊重需要。这实际上是国人避世而遁入山林的重要理由。社会性物质需求对应于安全需求,如资源和财产的归属以及就业等。社会性情感需求对应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感情和尊重的需要中外部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求中的一部分。自然性情感需求、社会性情感需求以及二者的综合与升华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层。也有人把认知需求作为人生的最高需求,如“为科学而科学”。前述科学家享受科学发现时无以伦比的“畅”(开普勒)以及纳什的“美丽心灵”等就是其典型表现。

二、中国人实现“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的途径

总体而言,本文中所论及的五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图解为(见图3):

注：椭圆虚线指认知需求

如图示，椭圆虚线是认知需求,覆盖除自然性物质需求之外的三种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也由原初的本能状态提升,譬如操作家用电器、电脑、手机以及上网等,同样必须经由认知需求。

五种需求的划分,关键在于区分自然与社会、认知与情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将文中提出的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人的需求层次称之为“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形成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某种互补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分析人的提升过程和路径的不同视角。总体而言,可以从自然和社会这两条线索的此消彼长来理解：一条是人的自然性、本能逐渐变弱的过程,不是其本身变弱,而是在整个需求中地位的下降,其典型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另一条是人的社会性的提升。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提升路径是:自然性物质需求-认知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自然性和社会性情感需求(这二者不分前后,可以同时发生)。不难看出,认知需求,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序列中具有必不可少的基础地位,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一样,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如此亦步亦趋。但社会的主体需沿此途径攀登,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以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最终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需求。

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的需求层次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除了自然性物质需求的边界相对明确外,其他四种需求之间都存在某些重叠之处。各种需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偿。特别是认知需求、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情感需求,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物质需求起着某种程度的补偿作用,如黑客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编造谎言者追求点击率等。在古代中国,有些人会满足于自然性情感需求而未必追求社会性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甚至将舍弃社会性物质需求作为最高境界。他们或隐居山林、远离尘世,或越过其他需求直接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甚至以此作为唯一动机,如为享受某种称号而放弃物质需求等,前者的满足可以补偿后者的缺失。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属于此类。但更多的情况则是“曲径通幽”,由追求两种情感需求回过头来间接实现其物质需求。此外,还可以依靠权力和暴力直接掠夺他人和自然,以满足自我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需求。

无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还是本文提出的“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个体为满足自己的需求都遵循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二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实际上是自然界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人类社会的延伸。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如果不能通过直接的途径,如果间接途径的效益更大、成本和风险更小,那么某种需求就可以通过追求其他需求的途径实现。这一点在中国社会更为典型,可以在“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视野下看得更加清楚。

西方人基本上沿马斯洛需求层次实现自我。实际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西方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途径的总结。一部西方文明史,其主线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展开。个人就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的发展。在本文的视野中,可以发现由自然到社会的次序以及认知需求的巨大意义,前文对此已有论述。以下主要从“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一)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政治上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则是儒家正统思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经济基本上满足个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各级官员由皇帝提供的俸禄维系相应的社会性物质需求,民间没有明显的距离和分层,再加上儒家社会崇尚重义轻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普罗大众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与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差并不太大。少数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的满足不是经由其创造的财富而获得,而是通过苦读圣贤书获得。中国人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步登顶,攀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顶峰,然后回过头来获得社会性物质需求,所谓名利双收。

对于在仕途和名利场的受挫者,传统社会为其准备好了退而求其次的道路，即隐居山林。一方面,退隐者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进而获得愉悦和享受。其初级阶段的状态如马致远《双调·清江引》*引自“古诗文网”,详见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6df74b33b1.aspx。中描写的：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甚么半张名利纸。该诗词中尚有留恋和不平之意。其高级阶段大概当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沉浸和陶醉了。这就是自然性情感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既然给以退隐者崇高的评价和地位,让他们感到安逸自在甚至体面,同时也安排他们回到官场。这就是满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途径——“终南捷径”。其典型事例即三顾茅庐和姜子牙的“直钩”。再如“轻舟已过万重山”则表露了李白由退隐回归官场的心迹。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性情感需求极其重要,一方面它缓冲了个人在仕途上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给个人一个归宿以抵达自然性情感需求,即等同于人生的最高境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自然性情感需求主要在于感悟,并没有对自然界的认知基础。

就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上并没有清晰和强烈的认知需求。或如工匠满足于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如哲人过度超越,未知其然,即求知其所以然,一步达到“气”“道”“阴阳”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是嵌入编码知识甚至意会知识,因而个人难以积累,社会难以共享。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自然性和社会性情感需求缺乏来自认知需求的支撑。古代中国的个人实际上没有强烈的社会性物质需求。这样的需求或通过科举考试,由官本位的途径得到满足;或在相当程度上被自然性情感需求所取代。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相对缺乏直接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只要满足自然性物质需求再略有盈余即可。在国家层面上,虽然生产力低下,但体量庞大,足以傲视群雄。在这样特定的体制和社会中,中国既缺乏发展的动力,也得不到认知需求中科技的支撑,以至在18、19世纪之时,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顶点。

(二)计划经济年代

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变化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出现了前无古人,或许也是后无来者的“强大”国家。国家消弭了个人几乎全部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个人的需求层次。或者说,个人的需求层次“收敛”、“吸附”为国家的需求层次。首先,从出生到去世,国家承担了百姓全部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排斥个人超越自然性物质需求的社会性物质需求。较之封建社会而言,计划经济年代依然甚至更加缺乏来自个人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其次,国家也剥夺了在封建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然性情感需求,而将之斥为“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至于社会性情感需求,则经由“榜样”和“典型”统一到国家意志上来,或在无休止的“争斗”和运动中被扼杀。

在中国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还是本文所论述的需求层次,实际上都不存在个人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需求。

什么是国家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在国内,是国民个人自然性物质需求的总和,先保证国民温饱,然后是小康,以及抵御自然灾害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在国际弱肉强食的环境中,那就是国家的安危，不然“落后就要挨打”。对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一方面,个人愿意为此放弃自己所有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时时提醒国民,“某某亡我之心不死”。每每唱起国歌,就是警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安不忘危”的口号下,在15年超过英国的激励下,国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同时也拥有了剥夺个体物质乃至精神需求的理由。国家因而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巨量物质,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和相当的话语权,也就是国家在需求层次上的“自我实现”。这一点从比较以往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立场以及彼时中国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立场就可以看清楚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个体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满足其需求。一种是接受社会所提供的维持生计的底线,无暇他顾,主观上已经消除了提升需求的愿望,客观上也没有满足较高需求的途径。在看似不受国家法律管制的领域满足其自然性精神需求,如吟诗作赋,至多风花雪月,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物质性需求的做法,仍然会不时招致非议。当然，也可以通过从事科学研究满足自身的认知需求。科考队在文革高潮期间考察冰川,面对晶莹剔透的冰川,他们感到灵魂得到升华,但依然会被贬为“白专”；满足国家需求的“两弹一星”会受到嘉奖而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领域。第二种是偷偷摸摸弥补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的不足,如小贩跑单帮和手工业者走家串户等。但由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压制,而被一再地“割资本主义尾巴”。

当个人除了基本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需求，甚至个人完全消融于国家之中,所有其他需求等同于国家需求之时,在国际舞台上,在特定意义下,当成为第三世界领袖或不结盟国家盟主时,当宣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之时,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看来倒是得到了满足。然而,此种隶属于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若是过度膨胀,不仅消弭了本应属于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而且也破坏了国家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典型就是大跃进。

无疑,以国家的需求来凝聚和吸附个人的需求,并以此作为自我实现的动力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情况下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标集中于前沿和军工领域,得以进入的人数较少,不仅在于知识的门槛高,而且还要过例如政审关等各种“关卡”,进而“保持高度一致”。就在前不久,还有这样的口号:“国家最终选择忠于她的人。”总体而言,来自于底层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目标相对单一。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即使国家需求成功取代个人需求,依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认知需求不足,甚至屡遭排斥。例如批判“学术权威”,将严肃的学术讥讽为“马尾巴的功能”;所谓“计划”,也一再被领袖的社会性情感需求和浪漫主义的“浮想联翩”所打断。在此意义上,中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三)改革开放以来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各界纷纷讨论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和动力。其实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国家认可了个人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对社会性物质的需求,把国家层面的自然-社会需求的实现分解并建立在每个个人实现其自然-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个人沿自然-社会需求层次自我实现所焕发出来的动力,由下而上地汇成推动国家前进的强大动力。

然而必须指出,在目前的体制下,未必能充分调动和解放个人提升的动力,所焕发出来的动力也未必会导向创新之途。

垄断行业缺乏创新动力,这一点已有共识。垄断行业的员工依靠其垄断地位而轻松、合法地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实这就等于剥夺、侵犯了他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甚至自然性物质需求。垄断行业虽然屡遭民间舆情的诟病，但一来实惠,二来有政府为之做主,更有主流媒体不时为之歌功颂德,因而有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之势。据说,垄断(譬如说“两桶油”)就是为社会做了贡献。再说,民间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其处于“民间”而已,成为垄断行业的一员或许也正是埋在他们心底的愿望。不是有人公开宣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吗?由此可见,垄断行业自身不仅没有创新动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他个体的创新动力。

民营企业在自然-社会需求层次上也缺乏创新动力。在一个法治不完善、权力过深过细、介入微观经济、政策多变以及国进民退不公平竞争的国度,冯仑的做法是,“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难,更不要说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了。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教父”级人物的柳传志,2012年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坦陈，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他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013年5月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再次表示：“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很难想象,持这样卑微、退让、委曲求全的心态,会有理直气壮和满怀豪情的创新。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引自柳传志《商人在中国应有重要地位 希望政府认可》，详见http://money.163.com/13/1011/13/9ATL7ICJ00253B0H.html。,柳传志的表态是: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并且这种认可和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更乐意通过捷径来满足其需求。这种捷径就是：第一步的定位就达到最高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然后再回过头来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这里可以区分出各种类型,其中最重要并且因其主导地位而辐射到社会所有领域的,无疑是千年以来的“学而优则仕”,延续到今天则是愈演愈烈的“官本位”。当官,尤其是当上大官,无疑能够满足国人社会性情感需求。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有人鞍前马后,有人下雨打伞。回过头来看物质层面,或寻租或受贿,有房、有车、有性。社会性物质需求由上而下水到渠成,东窗事发者仅冰山一角。先攀到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向下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是当今官员腐败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付出了偌大成本后,理所当然要加倍收回。

这种“逆向”实现需求层次的路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社会其他成员实现其需求层次的道路。同样,按最小作用量定理,只要攀上官员,就可以不按规则出牌就把竞争对手搞定,可以“曲径通幽”,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企业家不是比创新、管理和品牌,而是竞相讨好官员,拼比与官员的关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只要与官有了干系,就在沿需求层次的攀登上进入了直通的快车道。一旦攀附的官员因种种原因下台,企业家跟着落马。

主流媒体对于置社会性物质需求,乃至自然性物质需求于不顾,如“放弃某某”,多半还要扭曲自己或家庭,并一意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的人和事大加赞赏,“感动”“楷模”“最美”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个人对“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上路径的选择。

眼下,在中国社会，由电视媒体主导的另一股潮流渐成风气。形形色色的“达人秀”“好声音”“超男超女”以及“我要上春晚”,同样是希望藉此而一步登顶,在全民狂欢中攀上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回过头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

走捷径本是人之常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社会中其他人的需要。然而若是这条路的吸引力过大,过多的人趋之若鹜,那么沿马斯洛需求层次或“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攀登的人,就会此消彼长,越来越少,其攀登的动力也会渐次衰退。

有必要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成为世界工厂以来这些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的。前者已经一目了然,后者则指企业对员工的掠夺。大批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劳作在条件恶劣、知识含量低且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岗位上,从事单调、重复的异化劳动。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少认知需求这一层次和阶段,只能是由自然性物质需求直接谋求社会性物质需求。一个相反的情况是,由于社会的“错配”或某种“错位”,部分人在实现了认知需求后未能由此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就是所谓知识未能“改变命运”。总而言之，就是社会中脚踏实地、由下而上创造财富的人及其动力衰减,而居高临下索取财富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说上述种种“捷径”属于合法途径,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是非法捷径:造假造谣、假冒伪劣、诚信缺失、以违规甚至丧尽天良贩卖婴儿等方式的非法所得来实现其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性本善”的原初假定,“本善”的人性经不起利的诱惑而突破做人的底线,社会缺乏相应的法律制裁。原因之二是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完善,不时受到权力的干预,因而充斥着一次性博弈,并且面临“无限规则”,由此导致层出不穷的背叛。

此外,国人的投机心理也为世人所罕见。全民理财热、炒金热，现在还可以加上央视鼎力鼓动的全民“寻宝热”。这种获取财富的途径不是经由创新,而是通过投机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

创新并非人的本性。与牛顿定律中的惯性一样,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会维持现状,这就是“路径锁定”。压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与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定理一样,人会选择最短路程,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然而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创新主体会选择其他途径(攫取或投靠权力、假冒伪劣、压榨弱势群体、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等)释放压力。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必须有制度堵住“跑冒滴漏”,约束过宽的捷径,目的是让创新成为一种“本能”。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本文说的是科技创新,然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是七大或八大奇迹,而是社会发明,是特定的制度和体制——为每个人沿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这种提升之间的协调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只有从创新需求主体的本能需求出发来设计创新制度和体制,创新才会成为各类创新主体追逐利益的本能,自主创新才会成为全社会的行为。

[1]荣雄.论英国法律本位对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D].南京：东南大学，2006.

[2]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7.

[3]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104-107.

(责任编辑： 郭红明)

People′s"Natural—SocialandCognitive-Affective"Need
HierarchyanditsRealization

LV Naij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 Center,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Chin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is an abstraction of mental health improvement in western society.Individuals climb along a particular level and in a special way and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with a special force while the society specifies a special level of psychological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an upgrade path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Weterners′ unique psychological need hierarchy and upgrade path provide the impetus and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ety. Similarly, it is the same for other societi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natural — social and cognitive-affective” hierarchy of need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way of personal “self-vealization” in China. It help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n development and it also compares Chinese society and western society in a new perspective.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psychological needs; natural and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elf-vealization

2013-12-09

吕乃基(1945—)，男，上海人，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1673-0453(2014)01-0019-09

C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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