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学史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有“焦灼”“心碎”“嫉羡”等等。因为中西文明的冲撞，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中国从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作激愤语：“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

阎答：“是中。”

泰戈尔问：“什么是中？”

阎说：“有‘种子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这个‘中。”

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

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一般以为，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他的一生，在他人看来是一个局限，但在阎锡山那里，未必不是一笔财富。

阎锡山在列强环伺里能够自立自强，并非遗老遗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拟。他确实有中国的根和中国本位，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中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阎锡山表达出一个中国本位的现代进取人格，这种集思辨、事功于一体的人格，常被一般论者忽略。在蒋介石之外，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大量的日记，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

阎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使山西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许多爱国志士。

阎锡山很少说套话，对他有启发的思想，经过他的一番思考，就能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说出来。比如“财产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既说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说明他的信念坚持。

阎锡山的自信，正是因为他善于学习。

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一度对实力派俯首。但他风云际会，抓住时势，也成全时势。

他的同学程潜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他后来以一省之力，敢跟蒋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论者看来，蒋介石之所以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他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数次危机。他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

1934年，阎锡山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他说，你是元首，所以我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应该告诉你。对当时的“异端”学说，如共产主义，他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成员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因为他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阎锡山曾经与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还有人暗示说，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祸首”。

（摘自《大民小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