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海子、顾城的死一样，《南方体育》的快意生死被赋予了更多诗意。

决定先写下这篇，再去赴约，实在担心自己与妖人们一起烂醉如泥，甚至失去记忆。德阿决赛之夜，我将会混迹于《南方体育》的杭州怀旧party，作为当年的圈内同党，大家穿同一款黑色纪念T恤，喝同一品牌的酒精饮料，这总该算是一次祭奠吧——九年前，他们意外又必然地死于仲夏夜。

在1990年代，禁锢之手与放任之手各执一端，共同把持着我们的生活，对于报业而言，春天的故事最早开始于体育媒体，它可以有选择地出言无忌，可以去混沌初开的市场里撒欢。于是，大江南北泡沫翻卷，最多时有超过10家全国铺开的体育媒体，一大批心高气傲的青年蜂拥而入。高薪酬当然是一个诱因，但是谁能否认，更让人着迷的是，获得了某种张狂的自由，你可以贬损司局级的足协官员，可以嘲弄身家千万的球员，可以纵横捭阖，恣意妄为，终于不需要再午夜挠墙里。尤其对于中国足球，它像一个痰盂，让人很容易产生随意批评、随意监督的幻觉。某种意义上，找回了前辈在西单一堵墙上涂写的快感。

在今日的中国，世界杯更像是一场庸众的狂欢，是对流行文化的集体献媚，在1990年代还不是这样，看球踢球是那一代年轻人燃烧荷尔蒙的方式，对于产业工人而言，对于知识阶层而言，都是如此，哪有什么伪球迷？一边凉快去。

中国足球的龌龊、荒诞与悲情，加剧了那一代体育媒体人的放纵，他们越发的玩世不恭，声色犬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