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斐然

谈纪录片创作：

“它的音乐很好，节奏也不错，几乎就是痴迷于食物，我后来知道了食物是中国的国教。但对我而言，如果以人为核心而非以食物为核心会更好。中国想制作能在西方获得成功的纪录片，需要去理解中国电影和西方电影的差别。”

2013年，为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来往中国的里程近30万英里。他试图用9个故事来呈现一个宏大的命题：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全世界展现的活力。

5月9日，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2014年年会上，克拉克被镜头簇拥着，不间断地和数十人拍了20多分钟合照后才得以脱身。此前，北京时间3月3日，他以《六号房小姐》（The Lady in Number 6）第二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该片讲述了年龄最大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爱丽丝·赫兹·索默（Alice Herz Sommer）持续一个世纪不停歇的钢琴弹奏，109岁的人生故事在古典音乐中缓缓展开，过往的恐惧与痛苦都融化在她的微笑和琴声里。

接受采访时，克拉克调侃自己，“我这辈子都在摄像机后面度过，镜头前的感觉对我来说真挺古怪的。我喜欢躲在阴影中，不让人察觉我的存在。”而导演的不存在，正是克拉克在纪录片中一贯秉承的理念。

记者 = J

Malcolm Clarke= C

好莱坞是香肠制造厂，纪录片是手工制衣

J：你有两部纪录短片获奥斯卡金像奖，但最初你并不想拍它们，Caroline Stoessinger甚至用了3年时间说服你去和Alice见一面。你为什么不愿意进行这些题材的拍摄？

C：如果我没法感觉在情感上和这个题材有联系，我就会（拒绝）。拒绝第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你不必去死》，原因非常简单。我有两个小孩，而如果我去拍那部电影，我得花很多时间待在一个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大医院的儿童癌症中心。我根本没有心思去跟那些我知道就要死去的孩子在一起，这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很真诚而有礼地说我不想去做这件事。但每次我说不，他们就允诺我更多的钱拍摄，然后他们又加了价。直到最终……那是HBO，美国家庭影院频道，他们向来对我很慷慨，在很多年里，他们为我的所有电影提供了资金来源而几乎没有过任何质疑。所以我处在一个好像是道义上的责任的状态——至少要去明尼苏达见一下这个家庭。于是我去了。在认识了他们后，我很清楚这一定是可以拍成一部电影的。那是一个很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他们是一群很坚韧的人。在那个时候，我说好，我拍。

J：你说的“绝妙的题材和绝妙的话题”，“绝妙”是指有情感上的联系。

C：是的，只要能感动人，就能有票房。拍摄一部电影是很难的。拍摄一部40分钟的电影很难，拍摄一部90分钟的电影简直是噩梦，因为那是一幅宏大的画面，在长时间里用纪录片持续地创新并刺激观众是很难的，所以你最好有强烈的直觉认为你的题材能够吸引观众，不然的话就很难了。

纪录片非常的……它不像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一个香肠制造工厂，但纪录片是手工缝制衣服，每一针对这衣服都很重要，每个人制作都会不一样。你需要确保你所选择的题材是适合你的，你需要确保你能很好地靠自己，你真正地理解这个题材。

纪录片不该让人觉得是宣传片

J：有一些纪录片人，比如迈克尔·摩尔（《华氏911》导演），以揭露制度黑幕为创作动力。

C：迈克尔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我想说迈克尔并不能算是一个纪录片人，他太过于宣扬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我们都在寻找有冲突的题材。每部我拍的电影，包括Alice，虽然是一个很温和的题材，但电影的核心是很黑暗的，是血腥的，是悲伤和悲剧的。这是在天性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去看希腊的戏剧，希腊戏剧有5条准则，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冲突、争论、意愿的碰撞、意识形态的冲击，所以这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中都是天性。在今年的奥斯卡中，有一些非常黑暗的电影。有一部是关于针对同性恋男妓的罪行，还有一部关于监狱里的临终关怀，而囚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去世。都是很冷酷的电影，非常不错，但并不令人愉悦。想想Alice，她是如此充满喜悦的一个人，你和她一起待半个小时，就会充满正能量。我们赢得了这个奖项，这是因为Alice的人格魅力。她的喜悦和优雅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原因。

J：喜悦和优雅远不如黑暗那样吸睛，你如何确保自己的电影吸引到观众？

C：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走进剪辑室时，我从来不知道这部电影会是什么样。这只是我。有些电影制作人会先把电影写出来，纪录片的制作人，写出片子脚本，比如我要从这里开始，然后到那里……然后他们去拍摄符合脚本的画面，我觉得这完全弄反了一部有意思的纪录片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纪录片是一个原生态的过程，它需要生长，需要你融入其中，需要在你拍摄的过程中变化。（比如）我本来想拍一部关于你的电影，然后发现你的姐姐比你更疯狂更有趣，于是我就去拍了你的姐姐。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旅程会带你到什么地方。当然你不能拍一部完全背离初衷的电影，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在某个委托下拍摄。但我想说我从来没有完成一部电影然后说，这正是我之前想要的，我早知道它会是这个样子。

J：你说过“不希望有太多导演的痕迹出现在纪录片里”。

C：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最大的长处应该是他的不存在，而不是存在。我认为观众如果感觉到导演的明显痕迹，指着某个方向，想让你有特定的感受，你就会觉得被操控。比如说你本来并不觉得难过，但影片中的一段音乐在宣称你应该感觉难过了，这会让我很气愤。很多电影制作人，我们之前聊过的迈克尔·摩尔，他的整个过程都在设计，我看迈克尔在他的片子里做的一些事情时非常的愤怒，我不是说它们行不通，它们在他的电影里可行，但我觉得那些是有操纵性的，是不诚实的。他这么做，并且他能侥幸成功，他也比我赚的钱多，所以我想可能也是某种成功吧，但我希望导演能尊重观众，相信他们有能力自己理解，让他们有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样你能够获得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情感回应以及和观众的连接。

（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