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

当前，中国党和政府反腐工作前所未有的强大态势在民众中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干部开始观望、消极怠工，甚至表现为 “过关”心态。今年春节期间，官场中悄悄流传的一句话最能反映这种心态——“别人过年，我们过关”。

在私下一些场合，有些身处其境的官员甚至出了一个馊主意：希望中纪委能够公布一个账号，在固定期限内，让贪官们主动交出赃款，来换取免于惩罚的结果。他们的理由是：政府的运行还要靠干部，既然中央公开承认贪腐现象很严重，不如早日结束这样的反腐态势，以便充分发挥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能动性。

问题是：即使不反腐，能改变长期以来诸多干部人浮于事，行政执行力差的问题吗？

显然不能。

越是腐败，那些腐败分子就越尸位素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这些腐败分子所谓的工作积极性、能动性只体现在对永无止境的私利的追逐上。

王安石有诗云：“商鞅能令政必行。”古人都能做到令行禁止，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不断强调政策的落实、落实和再落实呢？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除了一些战略口号，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方向并不明确，改革成效也难以令人满意，导致目前我们官员队伍严重的腐败化、官僚化和教条化，现在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谈到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所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马上就会想到民主化，为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就加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样的修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