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馨

《太平轮》戛纳发布会上星光熠熠，坐在台下的黄斌并不引人注目。然而这个出生于1981年的上海人拥有的戛纳履历可比在场的很多大牌明星要丰富得多。报纸记者、电影宣传、制片人、明星经纪人……在10个年头里以多种不同身份参加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同时，黄斌也在9年戛纳的洗礼下完成了从旁观者到业内人士的身份转换。同时，对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名利场，他也经历了一个从激动兴奋到平常心的转身过程，面对已经成为华语片宣传秀场的戛纳，黄斌的目标很单纯，“争取多看几部片子”，仅此而已。

柏林太冷，戛纳火热

今年是黄斌参加戛纳电影节的第9年。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他和《无极》剧组走错了登机口，差点误了飞机，在陈凯歌的带领下，大家在机场一路小跑，才在起飞前赶上飞机，得以按时抵达戛纳。那时黄斌刚刚25岁，却已是电影《无极》的宣传总监。提到陈凯歌，他显得很兴奋：“对我来说，他就像是父亲一样。”然后喝了一口水。

黄斌第一次参加欧洲三大电影节时，基本还看不到几个中国人的面孔，那时，他还是个报纸记者，“我从来没找过工作。”黄斌说道，他大学没毕业就在上海《新闻晨报》实习，大四开始领薪水，2004年，报社出钱送他去参加柏林电影节。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去见识国际电影盛事。他足足准备了一个月。尽管如此，还是丢了行李。航空公司将他的行李寄去了另一个城市，黄斌身上只剩下一个洗漱包和一台手提电脑。“幸亏还有电脑，所以活儿可以继续干。”那会儿，根本没多少国内媒体会去国际电影节现场，日报方面的媒体只有他一个，每天都要写三个版的新闻。“柏林太冷了。”这是他对柏林电影节最深刻的印象。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戛纳电影节。因为它在夏天举办。“我觉得电影节就应该在夏天进行，大家穿得都很少。”黄斌当记者时结识了陈凯歌，当《无极》这个项目还在进行的时候，陈凯歌的夫人陈红便打电话给黄斌，邀请他来负责宣传工作。就这样，黄斌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转换，再次出国参加电影节时，他已经是《无极》的宣传总监。

为了给《无极》造势，他们在戛纳包下了一个古堡，仅仅为了放映一段12分钟的片花。开场是风笛演奏，武士造型的盔甲罗列一旁，就像是电影里的鲜花盔甲。陈凯歌作为当时唯一拿过金棕榈的中国导演，自然有自信能够吸引到足够的眼球。他们要打造的不是一部中国电影，而是一部亚洲电影。这次宣传的效果自然是十分成功，那时根本没人这么做，媒体效应绵延了一个月之久，每天明星穿的礼服即是媒体头条。“放到现在根本不可能，大家早就习惯了”，黄斌笑道。

电影节的仪式感

26岁，黄斌又一次换了身份。他成为了制片人，没想到第一部片子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那是王小帅的《左右》。再次来到柏林，是真正的参与者。“当时没人奢望能得奖，入围就觉得已经结束了全部旅程。”谈到那次经历，黄斌语速略微呈现戏剧性的变化。加上宣发，电影全部成本在300万。主创全部抱着来欧洲旅游一次的心态参加电影节。走完红毯，黄斌和几个主创就离开柏林跑到了其他地方玩，没想到闭幕前一天接到电话说可能会获奖。“心态就完全变了，立马开始期待拿金熊。”说完这句，他立马笑道，“现在想想，怎么可能。”《左右》最终获得了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

但以制片人身份参加电影节无疑是令人激动的。在晚宴上，放眼望去，每张桌子都坐着当时世界影坛最牛逼的人物，瓦伊达、马丁·西科塞斯……而每位获奖者走过时，每张桌子都会站起一些人，拍拍你的肩膀。这确实太值得骄傲了。“你的虚荣心会瞬间爆发到极点。”黄斌说，但紧接着他又淡定了下来，“那时你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巅峰，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

现在的黄斌依然有多个身份，他做制片，也做宣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黄晓明的经纪人，黄晓明工作室的CEO、主管和总负责人。圈内人尊称他为“一哥”。回顾过去，黄斌说自己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做记者时报社花重金让他去柏林见世面；陈凯歌带他进入戛纳名利场；第一次做制片人又有电影节经验丰富的王小帅领路……用黄斌的话说：“基本都有现成的经验在前，省去了自己摸索的一些时间。”

在黄斌的眼里，戛纳、柏林这类国际电影节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赋予电影一种仪式感。他说得很神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戛纳，但凡会在红毯上拍照的摄影记者，就必须要穿礼服，戴领结。“不能是领带，必须是领结。”黄斌说有次一个记者朋友就是忘了戴领结匆匆回去拿，错过了一条重要新闻。

中国电影人的“戛纳集”

早年戛纳电影节上很少出现中国记者，现在则到处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因为电影节对中国记者越来越好，而是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对黄斌来说，这几年再去戛纳电影节，都有种变成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感觉。咖啡馆里坐着的全是认识的中国人，听到的都是普通话和方言。很多朋友在中国没时间见面，在戛纳反倒能碰上而聚一聚。

在以前，戛纳电影节最重要的功能是买卖市场，现在则更像一个盛大的秀场。对华语电影来说，尤其如此，参展的华语电影也早已从针对国际买片方而变成了推动在国内的宣传和销售的自我展示，“就是一场秀，针对的是国内媒体，国际市场对你那些本土化题材可没什么兴趣。”黄斌说，近几年中国人来戛纳的越来越多，就像“赶集”一样，“什么人都有，有专门花钱自己来的，红毯那么长，嘉宾走完了，你就站在那也照几张，也没人管。”这多少让黄斌觉得相比以前大家的纯粹，现在的戛纳多少有点变味。不过作为制片人的黄斌更关注的是电影，在戛纳时他会去欧洲电影市场看看，目的不是买片或卖片，而是看看别人都在拍什么。或是待在咖啡馆，每小时约一个人聊聊，要么就是参加派对和饭局，见见各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跟中国人在聊”。

对于本届电影节，黄斌称这是一个小年。在黄斌这样的国内电影人看来，华语电影产量小，重量级作品少，就是“小年”。作为制片人，他现在的目光主要瞄在了创作方面，关注热门网络小说，收购大量小说改编权。他一再强调，他做的电影是一个娱乐产品，他并不准备把自己出品的电影当作艺术品来对待。他始终坚持做以21岁左右的观众群体为目标的商业类型片。不过，当被问及最喜爱的金棕榈奖电影是哪一部时，他先是立刻回答了《霸王别姬》，接着，又补充了古斯·范·桑特的《大象》。

今年黄斌陪同黄晓明作为《太平轮》的团队成员之一前往戛纳。其实对他来说，每年的六月份，他都会待在戛纳，不为工作，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随便逛逛。他说感觉每年这个时候，自己就应该在戛纳这个地方，“戛纳是个很小的地方，没有车，完全靠走，只要记住树的位置”。飞去戛纳，虽然没有梁朝伟去巴黎喂鸽子那么潇洒，却也再也没有第一次参加三大电影节时的紧张。第二天就要出发，黄斌还在工作室忙着开剧本会，行李？护照？他笑道：“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