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资深记者、编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客座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经济瞭望》周刊主编、理论部主任。著有《走进大山》、《迎接挑战》、《横向布局中国》等十余部专著。

1月6日，贵安新区获国家批准正式设立，这是自《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纳入国家战略后，又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点睛之笔。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以及几个“新区”的设立，更让人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在各单元部署动力源，借鉴“动车组”结构，推动经济稳速和加速的新思路。

我不清楚是否可以把如今的各个新区解读为“新的经济特区”，但确实也看到发展经济特区带动一国一个区域的发展正在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比如俄罗斯、印度、越南，甚至朝鲜都在设置经济特区。这使我想起了七八年前，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杨建文教授的一次涉及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为什么不叫特区，却比特区还特的讨论。

杨建文的说法颇让人回味。他认为作为一种国家行政资源设置的组织单元，经济特区是特定的时代与区域格局互动的产物，是不能也无法简单克隆复制的。比如香港回归前小平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习仲勋们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但新时空下设立浦东新区，应是特区的体制机制资源的“搬迁”。说白了，就是要有通过制度创新来带动整个上海发展的“内核”。声“东”（浦东）击“西”（浦西），是杨建文对国家设立浦东新区，以改革释放活力，带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上海发展的“空间推移概念”。而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解释或叫对浦东开发带来的机遇解读，解释了改革推动上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发生巨变的精髓。也就是说，在探索制度创新上，新区实际有“比特区还特”的空间。

时光又跳过10年。2013年3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英国伦敦政治学院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成了论坛闭幕式演讲嘉宾。雅克认为经过前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只走过了现代化的第一步。未来20年，是中国第二步现代化“深刻的转型及现代化进程的完成”时期，届时中国将最终拥有现代国家的全部特征。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科技创新投入更多，中国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世界能否适应这种冲击，会产生对中国模式的质疑，甚至不适应、质疑与文化冲突形成的外部性，会构成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把1978年启动的中国现代化，分成了两个阶段。同样，用这个理论工具看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那随着全国进入第二步现代化阶段的不发达地区，如贵州实际 “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用一句老领导的话说，它还处于农业文明、初期的工业文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叠加状态。

在新时期，贵州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如何在中国的第二步现代化阶段加速发展，一揽子解决两个阶段的问题。显然探索贵州现代化的路径任务，要比发达省市更艰巨。但不得不去做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一个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中国，很难被人当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于是，这决定了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区基调：它仍然奉行的是追赶战略，只不过看起来它今天才进入“国家战略”梯队的阵容。

樊纲在分析经济特区昨天与明天的理论和实践时，提出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目标体制”概念。论证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消除“制度信息不完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特区通过开放改革先行先试，取得成功，其中必有大量后来新区应参考、遵从、借鉴的“制度信息”。我注意到，国务院批复贵安新区1000字批文中反复强调的有3个概念：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四个“着力”（两推进一调整一提升）中，现代产业体系和生态文明已在工作内容安排上融为一体。

从1984年贵州省委给中央提出试办资源开发新内陆特区与开放区的建议，到中央批准设立贵安新区，时间刚好是30年。30年的实践与追求，足以用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博大理念练铸新区的灵魂。（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