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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个概念的视角看贵安新区

2014-08-18

当代贵州 2014年2期
关键词:贵州现代化发展

杨柏,资深记者、编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客座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经济瞭望》周刊主编、理论部主任。著有《走进大山》、《迎接挑战》、《横向布局中国》等十余部专著。

1月6日,贵安新区获国家批准正式设立,这是自《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纳入国家战略后,又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点睛之笔。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以及几个“新区”的设立,更让人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在各单元部署动力源,借鉴“动车组”结构,推动经济稳速和加速的新思路。

我不清楚是否可以把如今的各个新区解读为“新的经济特区”,但确实也看到发展经济特区带动一国一个区域的发展正在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比如俄罗斯、印度、越南,甚至朝鲜都在设置经济特区。这使我想起了七八年前,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杨建文教授的一次涉及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为什么不叫特区,却比特区还特的讨论。

杨建文的说法颇让人回味。他认为作为一种国家行政资源设置的组织单元,经济特区是特定的时代与区域格局互动的产物,是不能也无法简单克隆复制的。比如香港回归前小平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习仲勋们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但新时空下设立浦东新区,应是特区的体制机制资源的“搬迁”。说白了,就是要有通过制度创新来带动整个上海发展的“内核”。声“东”(浦东)击“西”(浦西),是杨建文对国家设立浦东新区,以改革释放活力,带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上海发展的“空间推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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