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瑶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而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老子》中（又名《道德经》《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此著作虽仅仅五千字，却纵谈从道到天地（宇宙）生成，万物创生的古今变迁：横谈关于社会各个分野的方法论与人的生存方式，宏论宇宙构造，机能及法则，微论物质的构造及物质所具有的粒子性（精）与波动性”[2]，同时老子思想是中国道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道教创立的思想渊源，对中医、养生、政治、历史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笔者将按照传统西方哲学的划分方法将两派思想分为宇宙论、方法论、伦理学三部分，再对两派的影响进行比较，这样思路固然清晰但难免挂一漏万，但是面对两派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此举亦属无奈。

一、宇宙论

斯多亚学派的宇宙论是一种唯物论。他们认为物质是一切实在的基础，但除了被动的惰性的物质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同于一般物质的东西发挥着主导作用，使物质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就是斯多亚学派所说的“普纽玛”（puenuma创造性的火）。普纽玛是内在于物质实体中的“理性”，它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这就是命运和天意。“既然世界的本性和规律是如此，人的职责就应当是认识天意，服从命运，顺应自然而生活”。[3]

老子的宇宙论是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最初本源的，对此，《老子》第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道”创生世间万物，为万物之母，并且万物是在道的支配下运动发展的，当发展到极盛时又回到原处，以此往复循环，而关于道创生万物的过程，《老子》第四十二章还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说明：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从深山到北京，从不挣钱到有职业，从贫困到日子越来越好，卢芹最感谢的是两年前政府组织河北阎潇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为村里的妇女提供了为期25天的免费家政培训。

“一”指太极。“二”指两仪，即阴阳二气。“三”阴阳两气结合而成的和气。也就是说“万物是由‘道’一层层从无形质到有形质的落实、下贯而成的”。[4]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多亚学派所说的“普纽玛”与老子所讲的“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二者有明显不同：斯多亚学派的“普纽玛”虽然在实体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它离不开惰性的物质质料做基础，因此可以说是二元的，但是老子的“道”却是万物形成的最初本源，它是由无形到有形再到万物的，即老子的宇宙论是一元的。

二、方法论

1、斯多亚学派的“智”

斯多亚学派的方法论具体表现在其逻辑学体系中，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命题逻辑系统，但这种逻辑系统从实质上讲既是西方哲学所推崇的理性，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智”。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低等的东西是为高等的东西存在的这不是很明显吗？而有生命的存在都是优越于无生命的存在的，而有生命的存在里最优越的又是那有理性的存在。”[5]其实并不仅仅是斯多亚学派是这样，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以人为中心以理性（智）为工具去认识世界的本源，进而实现人对世界的统治，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理论。

2、老子的“愚”

老子思想的方法论提出的并不明确，但是在许多章节中都有涉及，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老子认为道、天、地、人为宇宙间的四大，但是人要遵循地的法则，地要遵循天的法则，天要遵循道的法则，道要遵循自然法则，由此可以得出人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也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无为是无欲、无争、无违背自然法则（天然自成的程序、原理、事物的本质）的强求、妄动，也即顺应自然；无不为是运用顺应自然法则的最合理有效的方法积极地努力，尽（作为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与责任。”[6]而这种方法论亦属道家“愚”的理论。

斯多亚学派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就是一种褒智贬愚的理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而老子思想则是褒愚贬智的。道、天、地、人四大中人的地位最低，实质上是承认了理性的局限性，在今天工具理性的弊端日趋显现，人类炫耀智慧的苦果正在酿成，“曾经以为是‘大智慧’做的事情，后来证明原来是‘大愚蠢’；曾经认为是‘愚’而不做的事情，后来却证明是大智慧。这样的事例已经发生过不少了。”[7]由此看来，老子“愚”的实质是大智慧、是对理性的反思。

三、伦理学

1、斯多亚学派的德性

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是以其物理学为基础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德性。其创始人芝诺主张“合乎自然地生活既是德性的生活，德性是自然引导我们趋向的目标”，[8]克吕西普认为，“在这种生活中，我们禁绝一切为万物的共同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共同法律即是贯穿万物的正确理性，与宇宙即一切存在物的主宰和统治者的意志相和谐时，这种事物就构成了幸福之人的德性以及生活的宁静安定。”[9]由此可见我们要顺从的“自然”、“共同法律”就是指的理性，斯多亚学派也称为天命、神意。一个理性的人顺从它，控制自己的情欲、摆脱感官诱惑便能达到“德性”从而实现“宁静安定”的幸福状态，这实质上是一种宿命论。这种以“德性”为主导的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到了晚期斯多亚学派时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并且被吸纳为基督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政治理想

“世界城邦”、“世界公民”这样的概念在斯多亚学派早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世界主义”的提出除了受当时历史政治条件的影响外依然是以其物理学为基础扩展而来的。正如西塞罗所说：

因为理性既存在于人之中也存在于神之中，人和神共同具有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理性。但是那些具有共同理性的人也必定具有共同的正当理性。而且由于正当理性就是法，所以我们必须相信，人和神一起共同具有法，进而，那些分有法的人还必定分有正义，而且那些分有这些东西的人应当被视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这里所讲的“理性”便是其物理学中所说的普纽玛。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关于正义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老子的修身、治国思想

老子哲学的宇宙论所建立的关于“道”的种种理论以及以此引申出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方法论都是为伦理学服务的，“从理论的层次看，老子思想系统是由宇宙论向下落实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但从立论的宗旨看，其宇宙论却是为了解决政治和人生问题而建立的。”[10]老子伦理学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人生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即修身和治国问题。但是当仔细阅读《老子》就会发现这样的区分有点多余，正如《老子》（五十四章）所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因此不管是修身还是治国其标准都是要符合道的原则，而道的原则中重要的便是“自然无为”“柔弱不争”“致虚守静”三方面。总之，不管是一般人还是君主都应该顺应自然，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方法，以“柔弱不争”为原则，“致虚极，守静笃”，这样才能让自己内心彻底清净，使人民安居乐业，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4、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除了修身、治国之外老子伦理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他所构建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显然老子所提倡的这种社会模式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随着文明的发展的、智慧的开启，不仅在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由于过分膨胀的欲望所带来了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由于过分严酷苛刻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人性的压迫与扭曲，已经对人的生存处境、对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11]诚然这种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还显得有些荒谬，但是由现如今科技文明社会所呈现出的浮躁、物欲横流等种种病态和不足来看老子思想对文明和智巧的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并且具有令人惊叹的预见性，这要比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卢梭提出相似理论早了两千多年。

由此可以看出，斯多亚学派和老子的伦理学各具特色，老子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生活，斯多亚学派虽然也讲人要顺应自然，但是他们所说的自然指的是理性，而老子的自然指自然法则或规律（如：庄子所讲的“道通为一”，见《庄子·齐物论》）。另外，老子和斯多亚学派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也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而斯多亚学派则坚持统一世界为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当然，两派的伦理学也有许多相似点，例如，两派都主张对自己感情和欲望的控制，都追求心灵的宁静，即斯多亚学派所说的“不动心”和老子所讲的“致虚守静”等等。

四、两派思想的历史影响

斯多亚学派产生于希腊晚期，当发展到罗马斯多亚学派时（晚期斯多亚学派）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它“所宣扬的宿命论和忍耐克制原则，无疑迎合了统治的政治原则，同时也是对处于动荡社会的人们普遍心态的真实反映”。[12]同时斯多亚学派的禁欲主义、世界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而随着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斯多亚学派对世界的间接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斯多亚学派对公平、正义理念的提出以及对理性的传承都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而老子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末年形成为“黄老之学”，后被汉文帝、汉景帝奉为治国大纲，西汉国力为之恢复，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在东汉时期受老庄思想以及黄老之学的影响道教形成。道教是“三教”（儒、释、道）中唯一的中国本土宗教，并在隋唐时期借助政治力量达到鼎盛。老子思想除了对中国政治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还对中医、养生、中国武术（太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勤俭朴素”、“谦让”、“淡泊名利”等都是来源于老子思想。

总而言之，两派都是各自文明中极具特色的重要代表，对两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彼此文化，并且在当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而理性本身又无法克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老子思想当中相关理论进行弥补理性的缺陷，以达到互补的效果，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1]姚介厚.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上）[A].王树人，叶秀山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学术版）[M].江苏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917.

[2]于永昌.老子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2.

[4]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

[5]马可·奥勒留，何怀宏译.沉思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一版），2008.

[6]于永昌.老子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

[7]张尚仁.道家“愚”的学理[J].思想战线，2011，37（2）.

[8][9]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2；602-603.

[10][11]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58.

[1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