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敏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223800）

在肖洛霍夫史诗般的巨著《静静的顿河》中，塑造了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性形象——阿克西尼亚，她作为男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情人，像许多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女人一样，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性格坚毅而勇敢，是个颇具魅力的年轻女人。然而，其命运却异常凄惨，在少女时代不幸遭到生父的奸污，后嫁给邻居司捷潘后，除了要忍受丈夫对其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虐待和没有爱情的死寂的婚姻生活外，她还得料理所有的家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女奴。面对苦难的生活和长期遭受的男权的压迫和奴役，她蔑视传统观念，挣脱了封建枷锁，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叛逆女性。但从婚姻的羁绊中艰难走出的阿克西尼亚又陷入了爱情的漩涡，在与葛利高里的情感纠葛中，三次跟随他出逃，却最终饮弹身亡，死在了心爱的情人的怀抱中。本文将从阿克西尼亚对父权与夫权的双重压迫以及对情人的顺从这个角度切入，分析女主人公在其生命历程中是如何反抗与顺从压迫自己的男权社会及其深层次原因，从中发掘在她身上所体现的女性觉醒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蕴。

一、父权与夫权的双重压迫：阿克西尼亚之“反抗”

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男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任何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标准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即男性的标准。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哥萨克妇女，阿克西尼亚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男性标准塑造自己，她的存在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其在父权与夫权方面的反抗是最为明显的。

阿克西尼亚不幸的童年是她坎坷生命历程的源头，而这种不幸却是父权制压迫的结果。父权是指在一个家庭中，男性作为家庭中的核心力量所具有的对妻子和子女的权力，这种权力束缚着女性，规定着她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阿克西尼亚在16岁遭到父亲的性侵，并被恐吓说，“你要是敢说出一句，我就宰了你……你要给我记住：要是走漏半点儿风声，我就宰了你……”[1]（P41）这是父权对女性最为严重的侵犯，它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性来说是屈辱的，对于一个还未出嫁的女性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事实，它暴露了父权虚伪而残暴的本质。然而顶着父亲的威吓，她还是向母亲和哥哥哭诉了自己的不幸，此时的阿克西尼亚已经具备了某种反抗的意识。

童年的不幸剥夺了本该幸福的婚姻，17岁，带着少女的梦想与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她嫁给了前来求婚的司捷潘。可是婚后的生活却将少女的梦想击得粉碎，在婚后的第二天，她就被婆婆训斥了一通，并从此肩负起整个家的劳务。也是在同一天，她被丈夫关在仓房里有计划地、凶狠地毒打了一顿，从此备受丈夫的冷落，而这一切，究其原因就是司捷潘始终不能原谅她在婚前向他隐瞒了她失贞的事情，并把它看成是他的耻辱。“贞操”本是男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设定的观念，它是男权制文明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而且它作为道德评价和社会约束的重要标准从古至今影响了无数男女，“男权文明把女人献给了贞操。他多少有点公开地承认男性拥有的权力，却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性行为，若未经习俗许可，对于它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个弱点”[2]（P430）。所以当她由于父亲的乱伦失去童贞并遭到丈夫的毒打时，这对她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父权的压迫导致了夫权的压迫，她同时成为父权与夫权双重压迫的受害者。

父权与夫权就像一把沉重的镣铐束缚着她，然而，阿克西尼亚并没有被限制住，她用一种异于常人的勇气挣扎着、反抗着。如果说她对父权的反抗还带有某种朦胧的意识，那么她对夫权的反抗则充分演绎了她“反抗者”的角色，纵观她的一生，其对夫权的反抗也是最为彻底的。所谓夫权，即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支配权力，而这种权力究其根源就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就明确表明了一种女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说明了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存在的，其生存状态主要取决于她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妇女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对于刚刚嫁过来的阿克西尼亚来说，她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司捷潘的毒打以及他与别的哥萨克妇女的鬼混，只能任劳任怨地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

索然无味的婚姻生活使她无法抵制住葛利高里公牛似的追求，从她走向葛利高里的那一刻开始，阿克西尼亚就扮演了反叛者的角色，而当她在那个封闭落后的鞑靼村公开她与葛利高里“不合法”的爱情时，她就成功地迈出了反抗夫权的第一步。“女人的晚来的爱情并不是紫红色的花朵，而是疯狂的，像道旁的迷人的野花”[2]（P52），她大胆而执着地回应着葛利高里热烈的追求，骄傲地、高高地昂起幸福而不知羞耻的脑袋。当葛利高里的父亲——潘苔莱找她理论时，“她把他从门缝里挤出去，大喘着气，发疯似的喊道：‘为了我过去受的那些罪，我要爱个够……哪怕将来你们把我打死也罢！葛利什卡是我的！我的！'”[1]（P56），这样的反驳似乎是恬不知耻的，是苍白无力的，但却道出一个受尽压迫的妇女对社会发出的最强烈的控诉：在无权的社会里，尽管受尽凌辱，但至少自己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这样会带来残酷的后果，但恰如她所说“哪怕将来你们把我打死也罢”[2]（P56），她是在抱着垂死的心态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这是阿克西尼亚反抗男权社会的独特方式：在没有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情况下，以肉体的被摧残作为代价追求自己的幸福。

当阿克西尼亚第一次追随葛利高里到地主利斯特尼斯基家干活时，她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所以即使葛利高里因她的“出轨”抛弃了她，即使她的情夫叶甫盖尼因结婚抛弃了她，她仍然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司捷潘的请求，仍然拒绝和他回家，此时的她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再需要一味地依附男人，所以她拒绝了司捷潘的请求，她对司捷潘的指斥可谓是对夫权的反抗，亦是对女性尊严的维护。

同样充满戏剧性的一刻是当葛利高里与司捷潘在阿克西尼亚的姑妈家相遇时的情形。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一个是女人的丈夫，一个是女人的情夫。尴尬的场面使三位主人公难以自处，最后司捷潘作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首先打破沉默，“亲爱的妻子，我们干一杯吧，为了久别重逢”[1]（P1281），阿克西尼亚拒绝了他，而当他说为葛利高里的健康干一杯时，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为了他的健康我就干一杯”[1]（P1281），阿克西尼亚说完便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这是赤裸裸的对夫权的挑战，这种在自己丈夫面前表示忠于婚外爱情的行为无疑正式宣判了夫权神圣的死刑，这也可以说是阿克西尼亚反抗男权最为彻底的一次。

二、追随婚外情人的脚步：阿克西尼亚之“顺从”

如果说阿克西尼亚对司捷潘的态度体现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那么她对葛利高里的绝对顺从则凸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驯服。在遇见葛利高里之后，她的一生几乎都是以他为中心的，虽然有过短暂的分离，但这并没有减弱她对他的爱恋之心。每一次与他的相遇都让她充满喜悦，他的一言一行几乎就是她的全部。第一次，由于她与葛利高里的恋情曝光遭到司捷潘的毒打时，阿克西尼亚被迫中止与葛利高里的情人关系，可她的眼光还是紧紧地追随着葛利高里。“她看见了葛利什卡的尖头靴子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她偷偷地向四周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她蹲下去，用手掌抹平了脚印，然后挑起了扁担，暗自微笑着，急忙赶回家去”[1]（P79），如此爱恋情人的脚印可见她对葛利高里的依恋，那么她对他的顺从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甚至当她由于与地主少爷有染遭到葛利高里的抛弃时，她还是时刻关心着他。当鞑靼村有人到地主家汇报工作时，她趁端茶的功夫向老乡打听葛利高里在战争中的情况，“葛利什卡，他变成什么样子啦”[1]（P498），当她听说葛利高里受伤时，阿克西尼亚“被喉咙里的一阵干渴的痉挛弄得喘不过气来，她咳嗽了几声，使颤抖的嗓音恢复正常”[1]（P498），葛利高里的受伤使她内心惶恐不安，她还是始终担心着他的安危，她并没有因为他的抛弃而忘记他，在她心里，葛利高里仍是她的一切。

此外，从阿克西尼亚义无反顾地追随葛利高里的三次出走也可以看出她对男权社会的完全顺从。第一次，当葛利高里因娜塔莉亚回娘家的请求遭到父亲的训斥转而要求阿克西尼亚与他私奔的时候，她回答得异常干脆“绝不含糊，今晚走，都行”，“就是当牛作马，我也跟着你，葛利沙……只要跟你在一块就行”[1]（P183），她忘了他的无情，忘了他的推脱，为他而活着。也许，阿克西尼亚认为她是幸福的，却没发现自己的软弱，未意识到自己对压迫她的男权社会的妥协。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发的观点，在男权制的文化中，定义女人与男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女人往往是附属于男人的，她们一心爱着男人，甘心处于他者。在阿克西尼亚的眼中，葛利高里就是主体，而她只是依附着他而活着的。第二次，在红军即将击溃哥萨克的暴动时，葛利高里遣人来问她是否愿意一起撤退时，她在黑暗中笑着说：“记得吧，我早就对你说过，跟你上天边我也去。现在我还这样。我对你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我跟你走，绝不后悔！你什么时候来”[1]（P1453），女人，就是这样依附于自己心爱的男人的，始终不能真正地独立出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当她满心欢喜地以为葛利高里带着她去开始一种幸福生活的时候，事实上确实如此，她却不幸被红军征粮队的流弹打中，这位美丽痴情的女人就这样一声不息地死去了，她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爱情，却无缘品尝这一份苦尽甘来的幸福。她这一生紧紧追随着葛利高里，为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男性为主女性为次的价值观念使女性甘心降为屈从的地位，阿克西尼亚作为依附葛利高里的“他者”，也就甘心居于次要地位。

三、阿克西尼亚对男权的反抗与顺从的原因探析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通过阿克西尼亚个体生命的毁灭，在死的审美表现中，不仅展示了她的悲剧命运，也表现了其人生丰富的生命内涵，使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悲观而是悲壮，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顺从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诗篇。然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生活经历、固有的男权意识及其宗教思想对作品中主要女性形象、命运的投射。

纵观肖洛霍夫的一生，他苦涩的童年记忆以及对母亲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使他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在阿克西尼亚身上也不难发现作家母亲的影子：肖洛霍夫的母亲阿娜斯塔西娅在地主家的庄园里当女佣时，被地主家儿子欺侮并怀有身孕，后被强迫嫁给一个年老退休的下级军官，生下私生女儿后，她不堪丈夫的虐待，只好带着女儿回到父母的身边，但女儿还是患了猩红热，夭折而死；而阿克西尼亚跟随葛利高里到李斯特尼次基地主家做工，在为葛利高里生了一个女儿后不久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葛利高里应征入伍，在葛利高里上了前线以后，不幸接踵而至，先是他们的女儿得了猩红热死去，尔后，李斯特尼次基又乘虚而入，侮辱了阿克西尼亚，葛利高里在战争中受伤从战场回来后，得知了阿克西尼亚和李斯特尼次基的事，将她痛打一顿后回到了自己的家。由此可见，阿克西尼亚与作家母亲的经历是何其相似，甚至可进一步说由于作家对其母亲真挚的爱与关怀使得他在塑造阿克西尼亚这一女性形象时，不管是写她对男权的反抗，还是她对男权的顺从，都透漏出作家对像他母亲一样历经磨难、命运坎坷的女性的同情与关怀。

在解析阿克西尼亚对男权的反抗与压迫时，也需要考察肖洛霍夫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传统。直到20世纪初，哥萨克民族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而长期濡染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的肖洛霍夫在塑造作品中女性形象时，无疑会受到这种男权意识的影响。因此，即使作家让阿克西尼亚最初强烈地反抗父权与夫权的双重压迫，但她最终仍然未走出男权的桎梏与牢笼，一生甘心屈从于情人葛利高里，至死不渝。另外，东正教对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女性观念可以说处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它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心理的深层，在东正教道德伦理、哲学和神学体系中有广泛地论述，而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女性观念的体现较为复杂，因为它不但取决于整个俄罗斯正教教义和文化传统，而且与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3]（P284），可见，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对其宗教文化传统的折射。作家肖洛霍夫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思想意识深处的宗教文化情结是不可泯灭的，俄罗斯东正教强调人类从罪过中救赎的观念，与之相关，东正教教会也给人温暖与希望，人们满怀期待，持久地忍耐着，不诅咒，不憎恨，也不强制，内心充满着宁静，而一切外在的狂热是被贬斥的。按照这一宗教观念来衡量，热情奔放、勇敢剽悍且无所顾忌地追求婚外恋情的阿克西尼亚不是符合东正教教义的理想女性，她也不配享有好的人生结局，所以，作者让为爱痴狂的阿克西尼亚在即将获得幸福生活的时刻丧失了生命。

四、结语

在《静静的顿河》中，阿克西尼亚虽一度以父权和夫权的反抗者的身份存在，但她在遇见葛利高里之后，又以他为中心，甘心顺从，尽管最后与葛利高里走到了一起，她却无缘品尝这份苦尽甘来的幸福，最终还是遭受毁灭。阿克西尼亚这种悲剧性的形象塑造与作家肖洛霍夫的生活经历、固有的男权意识及其宗教思想是分不开的：阿克西尼亚与肖洛霍夫母亲的经历相似，使得他包含同情地抒写阿克西尼亚对男权的反抗与顺从；作家固有的男权意识，最终也未能让阿克西尼亚走出男权的禁锢；作家内心深处的东正教情结最终评判了热烈追求婚外恋情的阿克西尼亚的不合教义和为爱而殒的悲惨结局。

[1]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金亚娜.从东正教文化视角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