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一

乔治·桑是法国浪漫派最杰出的女作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称她为：“浪漫主义的第一位小说家”。1927年孙席珍在《北新月刊》2卷19号上发表《乔琪桑之生平》一文，这是第一篇全面介绍乔治·桑生平与创作的文章。以后几年里出现了有关她的爱情故事的文章：东生的《乔治·桑与谬塞的爱》刊登于《贡献》1928年2卷3期，《桑特夫人生活的一段》载于1928年《真善美》2卷3号，《乔治·桑的诉讼》登载于1928年《真善美》2卷4号。

乔治·桑是一个充满激情，一直都在追求真爱的人，她的作品融入了她的炽烈的感情和爱。当时的中国人渴望挣脱封建道德对感情的压抑，正在寻找着真正的感情归宿。乔治·桑的感情生活投合了人们对激情的呼唤，对爱的呼唤。在他们眼中，“她是被人认为是非常的人，但这决不单因为著作，也并不因为她经过一番长期的恋爱生活，多少是因为她是几经风波的天才的女人，又有可敬的人格，正如巴萨克所说的，她是不能以普通的方法来看的。”[1]2乔治·桑的译介者倾向于介绍乔治·桑的生平故事。当时“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2]人们很想知道，这个19世纪的法国的才貌双全的女作家具有怎样的魅力和激情，是如何赢得缪塞、巴齐罗、米歇尔、肖邦这些名人的爱情，这些中国读者热衷于她的爱情故事远远超过对她作品本身的热衷。

五四时代人们渴望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呼唤激情与爱，中国正在形成自己浪漫的一代。他们赞赏乔治·桑摆脱任何约束大胆地表达爱，大胆地释放自己的激情的性格，这种对自我情感和自我个性的真诚展露为五四一代追寻个性解放提供了有力支援，从她那儿，五四人懂得了什么叫尊重自我。人们欢迎乔治·桑，是欢迎她所带来的感情的革命，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对个性的尊重。她对真正的爱的追求，她的不受任何束缚的恋爱给五四人带来了感染与震动，鼓舞他们冲破传统道德对人的情感的束缚，正像浪漫派诗人徐志摩所说的：“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只有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有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有爱。”[3]6-7在他们看来，乔治·桑多次浪漫的爱情经历，既是思想、个性上的解放，也为她创作浪漫主义作品带来了激情。她的第一个恋人激发她拿起笔从事写作，离婚以后她开始她的沉静的、独立的生活，她用笔歌颂这摆脱了束缚，逍遥自在的日子，与缪塞的浪漫恋情把她变成了沉浸于梦幻中的诗人，她最后的爱人肖邦辞世之后，她的文学创作从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一变而为题材单一的田园小说，文学风格从热烈转换为宁静。从她身上可以看到爱情对创造力的激发，这使中国浪漫的一代更加相信爱情的力量，更加坚定了对爱情追求的信心。著名美籍学者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恋爱事件作出总结：“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蒋光赤与宋若喻，胡也频——丁玲——沈从文、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当时对解放的普遍心理就是把爱情和自由融合为一体，意指通过恋爱并激发个人的热情和能力。”[4]26

个人情感的解放是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女性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真实的感情生活受到压抑，她们受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限制和残酷压制。五四以前的中国妇女没有婚姻自由，没有政治，经济地位，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而五四以后，在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下，中国人的女权意识觉醒了，她们开始意识到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女性有着与她们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们拥有自己的空间，属于她们自己的世界，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她们从乔治·桑的生平和作品中看到了妇女解放的榜样和和对女权觉醒的呐喊，在五四人看来，“她不但是文学家，同时还是革命家。她的著作多至百数十卷，打破一切的传统观念，主张男女同权，主张女性独立。那种为自由而战争的论调，是为那时代的任何人所不敢道的，就是著名的北欧妇女运动家爱伦凯，也已经在她半世纪以后了。”[1]19在当时致力于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杂期刊《妇女杂志》上，曾推出了一个世界女作家专号，翻译、介绍外国女作家，并特别翻译了乔治·桑的作品。当时的中国，女权意识十分淡薄，乔治·桑过着隐士生活，吸烟骑马，穿男式衣服，走出闺阁，涉足社交界，以写作为生，敢于打破婚姻的枷锁，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这种特意独行的生活方式给中国读者很大的震撼。

乔治·桑无疑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她对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具有鼓舞与启迪的作用。中国现代的一些女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萧红、陈学昭等人，她们向乔治·桑那样追求真正的爱，在写作中大多热衷于共同关心的主题：爱情，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方式细腻地自由地表达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乔治·桑的人格精神对五四中国人女权意识的觉醒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超出文学的现象也是一种影响，正如捷克文学理论家普实克所说：“应该指出，我们所谓文学上的影响，是指外国文学作品为某个作家指明了解决他本人和他那个时代问题的某种可能性和途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象那些处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艺术家或艺术流派那样，面临同样的问题和使命，那么，没有任何‘影响'会真正起作用，他所作的最多也只是形式上的模仿，而不能进一步吸收那种文学的精华。”[4]186

二

乔治·桑在中国的接受一直存在着缺憾。中国读者虽然了解她，认识她，但并不理解她。这主要是由于她的传奇经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被无形地忽视了，她在二三十年代给中国浪漫派带来的似乎更多是情感上、精神上和情绪上的东西，而不是文学实质上的。乔治·桑浪漫的特殊气质、自由精神和丰富细腻的感情比她的浪漫的作品更加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而当该来仔细读她作品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却经历了调整过程，现实主义占了上风。中国浪漫的一代逐渐脱离了乔治·桑纯抒情的、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走上了“激越”、“感伤”的路子。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中国读者对乔治·桑存在着强烈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来自于中国独特的文学上的性别惯例。

乔治·桑在写作上非常富有女性特点，她的作品有着女性的温爱与真挚的热情。而这种女性特征，使以男性文学为传统读物的中国读者一时难以理解。伏尔泰说过：“一个将妇女禁闭在后宫民族的诗歌不同于一个给予妇女无限自由民族的诗歌。”[5]6而一个女权正在构建中的国家的读者是不可能理解一个女权运动发展较早民族的女性文学的惯例。乔治·桑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是由于受性别歧视的影响，缺少一个女权意识较强的读者群。

中国读者对乔治·桑的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尼采曾说：“最令人震惊的作品可以被创造出来，成群的历史中立者总是各就其位，准备着长长的望远镜来研究作者，反响立即就可以听到——但总是采取‘批评'的形式，虽然批评家本人在前一刻还根本梦想不到这部作品的可能性。”[6]当这个读者也透过“长长的望远镜”来眺望乔治·桑的时候，他们也没料到可能出现的景象，文本经过阅读和批评变得陌生化了。二三十年代乔治·桑还算“门庭若市”，到了四十年代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五六年代，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乔治·桑难逃被曲解的命运。她的《小法岱特》、《祖母的故事》、《弃儿弗朗沙》等被翻译过来，一些苏俄批评家对乔治·桑的评论也得到了翻译，中国读者就不免要透过苏俄批评家的过滤镜来看乔治·桑。人们对她产生兴趣，是人们想知道她这样一个普通作家，如何使“屠格列夫是她的朋友”，又怎样使“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以及其他许多俄国作家对乔治·桑的作品都予以很高的评价”[7]100-102，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上亲笔题词：“献给乔治·桑女士”。在此时的中国读者眼中，乔治·桑是民主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她的社会理想与对社会的忠实反映，对社会主义者具有亲和力，她热爱劳动人民。人们只看到了乔治·桑作品中描写社会的一面，而忽视了她浪漫主义的艺术美、她田园小说的牧歌情调、她的纯真的爱情美，这种片面的认识既是一种误解又是一种偏见。只从社会和政治的眼光来解读乔治·桑，就难以摆脱阶级分析，难免对历史人物作出不适当、不合情理的苛求和指责：“她想在田园式的家长式的生活圈子里，去寻找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显然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历史把人民领向革命的大路，和剥削阶级作不妥协的斗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家，想在阶级斗争之外去寻找出路，这就成了进步的障碍。”[8]这段文字无疑是用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乔治·桑，如果用20世纪60年代政治的眼光来看19世纪的浪漫主义女作家，必然会产生误解和曲解，也是不真切的。我们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历史造成的作家的局限不应该阻碍我们真正认识他们，相反，全面辩证地看待作家，才能真正从世界文学宝库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三

到了新时期，人们从关注乔治·桑作品以外的东西，转向了作品本身，人们开始关注她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她的激情小说、社会小说和田园小说，她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的魅力，她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与雨果不同，她不用美丑对比来突出美，而相信爱就是美，美就是爱，二者是同一的，她评判美丑完全都出于自己的喜好，与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一脉相承，她的作品里倾注了她的心灵。她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倾向于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理想与雨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对于乔治·桑富有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冯汉津作了一个总结：与福楼拜不同，乔治·桑是拥有唯美形式主义思想的，而在创作小说时她把自己的意图倾注到小说中去，提倡歌颂美好，对现实的缺憾作修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乔治·桑重视的是真理而不是现实。[9]如果对她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没有认识，就不能贴近她的本质。只有对她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有所认识，才能对她本人、她的艺术美有所认识。

李欧梵曾说过：“正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精神，并且至少支配了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发展。”[3]40乔治·桑进入中国正好符合这一说法。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广泛涉猎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成长的，在徐志摩、沈从文、冰心、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身上可以寻觅到乔治·桑的影子，他们接近了乔治·桑的风格或特征，但是最终却以很大的差异与她渐行渐远、背道而驰。尽管现代中国始终有浪漫的一代，却一直未能产生浪漫主义文学浩浩荡荡的创作潮流。冰心和乔治·桑一样曾经一度希望用爱来拯救世界，然而，冰心并没有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当她开始“问题小说”的创作时，就已经不再相信虚幻的爱与理想是改造社会的良方了，她们俩相似的地方在于对童心美和女性美的表现。沈从文与乔治·桑都写牧歌似的田园小说，尽管他们有共同的情境背景，风格却迥异，沈从文信仰生命，也歌颂劳动人民生命的美，然而，“他没有走乔治·桑的路，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无法唱出纯粹的浪漫之曲。”[10]郁达夫十分接近乔治·桑，他们都推崇卢梭，信奉生活就是爱，醉心大自然，张扬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憧憬美好的感情生活，但他却并不认可乔治·桑，甚至认为她只会写热烈的爱情小说和清新的田园小说，他没有走上乔治·桑的乐天派道路。不光是这几位作家，从中国的其他一些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身上也没有找到乔治·桑的强烈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像乔治·桑那样的追求纯粹激情的浪漫派？

这里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欧洲的“浪漫主义是企图医治宇宙世界的伤痕的尝试，它痛苦地意识到了二元论这个问题，并急不可耐地希望用有机的一元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与混乱对峙，然后产生决心重新恢复宇宙秩序的愿望，它是力图调和矛盾，并以综合代替分裂的一种愿望”。[11]210这里的二元论指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元论指的是主观情感。在法国浪漫派看来，理想就是一种真理，理想必将战胜现实，他们并不关心理想怎样战胜现实。而中国浪漫的一代仍然采取二元论的手段，来解决二元论的宇宙问题，他们的文化传统无法相信主观情感，而只是把主观情感作为表达内心痛苦的渠道。乔治·桑在精神上受到启蒙运动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鼓舞，中国浪漫的一代承受着沉重的民族灾难，从社会到个人都不能提供某种幻想来寄托变革社会的理想，他们只能寄托感情、抒发感情，或者耽于忧患、表现忧郁。郁达夫、沈从文、乔治·桑都欣赏大自然，欢迎卢梭对大自然的推崇。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是不同的。在乔治·桑的眼中，人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她描写大自然的风光，也描写大自然中的人，她对大自然的歌颂，也是对人类淳朴状态的歌颂，田园牧歌饱含对人类的歌颂。而郁达夫只是借大自然来排遣情怀，只有投身到大自然中，他的放纵的情感、孤独的灵魂和颓废的苦闷才能得到释放。我们在沈从文的田园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反差强烈的世界，大自然依旧是美的，而生活在这其中的人却有着忧伤和迷惘。此时的中国乡村田园破灭了，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显得有些麻木和迷惘。在沈从文对大自然的描绘中，透出的是忧伤和忧患。因为他很清醒，乌托邦似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尽管美丽的大自然依旧，但美丽山水中的人却是忧愁的。

[1]孙席珍.乔琪桑之生平[J].北新月刊，1927.

[2]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李欧梵.中国浪漫的一代[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4]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版现代文学论文集[M].李燕乔，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6]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

[7]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8]淑君.乔治·桑和她的作品[N].文汇报，1961-12-01.

[9]冯汉津.乔治·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J].法国研究，1984，（2）.

[10]沈从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4）.

[11]孙景尧.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