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23）

“解释”作为“解释者”对被解释文本的一种“意义”的追寻，往往受到“解释者”所面向的历史前提、文化场景及个体思想立场、情感体验的限制，由此构成解释的“时代主体性”。

一

郭象是系统诠释庄子哲学的第一人。他生活在西晋玄学盛行的时代，当时思想界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调解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内在紧张，作为著名的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鲜明的个性特征便是把庄子玄学化。他盛赞庄子“知本”、“独应”，“与化为体”，言虽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为调解名教与自然、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的矛盾，他有意磨钝庄子愤世嫉俗、批判超越的一面，凸现庄子委形世间、安时处顺的另一面。在他的笔下，庄子“心”与“形”对峙的哲学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外玄冥”的顺世哲学。故云：“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己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庄子序》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7年）站在调合儒道的玄学立场上，郭象《庄子注》从“游外以冥内”、“无心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等角度阐扬了庄子哲学“宗旨”，其实，这种解释，与其说是郭象解释《庄子》，倒不如说是郭象假借《庄子》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

殆至唐代，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迎来了儒、释、道三教的交相辉映。儒学、佛教并行的同时，道家道教也很活跃。唐西华法师成玄英，自幼耽爱《庄子》，覃思三十年，撰《庄子疏》，堪为唐代解释庄子思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