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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2014-08-15周钧韬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7期

周钧韬

(深圳市文联,广东深圳518001)

针对现当代权威学者的《金瓶梅》研究,笔者已发表了《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郑振铎〈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两篇文章,此为第三篇,以成系列。

一、吴晗先生的历史功绩

吴晗先生研究《金瓶梅》的文字有三:1931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署名:辰伯);翌年又在该刊发表《补记》;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另注)。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完善,并加进了对《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著名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即《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

从《金瓶梅》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直指《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到了近代,王世贞说突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名重一时的大家的否定。他们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完全成立)。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立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的,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他引据的史料有《寒花庵随笔》、《销夏闲记》等。《寒花庵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

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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