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江

（西安石油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5）

近10年来，我国许多群众体育事业政策的出台大都突破了传统理性规则的要求，并卓有成效。如：《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全民健身工程”，“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及职业技术标准的实施等。这样便触及到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非理性，必须指出，理性在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一、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

非理性是与理性截然相反的一种认识形式，其特点是非逻辑性、非程序化和模式化。其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影响表现为动力作用、调控作用和创新作用。研究认为：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政策过程应当是理性的过程，这也是群众体育事业政策的决策者和所有体育专家学者所提倡的。但在实际上，这一过程经常是非理性的，模糊的。事物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也是复杂的，我国一系列群众体育事业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都包含非理性的因素。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前无古人，国外无可借鉴，具有中国特色，很多方面都是创新，它包含决策者、专家学者的直觉和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因而非理性在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政策决策中的作用也是永恒的，是理性和科学所取代不了的。

二、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政策决策的超常性与非理性因素

中国的群众体育事业，尤其是体育彩票的发行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给中国的群众体育事业注入了充足的资金和新的活力。群众体育事业中的许多现象都是首次出现，满足理性化决策的各种条件都不是很完善，但是中国的群众体育之所以能在近10年中取得成功，在于政策决策者除遵循群众体育发展中决策的一般规律，按照理性原则进行正常决策外，又从我国群众体育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非理性因素进行超常决策，使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决策特征体现出超常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决策非逻辑性

中国群众体育相关政策决策的非逻辑性表现为：初步形成阶段主要不是依据现成的理论，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从前提到结论做出的，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依据实践经验，通过渐次决断制定的。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到体育彩票的发行、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全民健身路径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与职业技术标准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非逻辑性。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二是由偶然逐步走向必然。如我国全民健身路径的产生，广州的第一条路径产生，这是偶然的，现在健身路径的快速发展，由过去发展健身路径的数量转为更加注重质量的过程，这是必然的。三是由不规范到逐步规范。我国群众体育政策、制度和措施正逐步规范，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由过去的没有培训教材到现在的各级培训教材的健全，人员培训由分散到集中，审批手续和程序逐步规范化等，随着《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与使用，管理逐步科学化。四是由不确定到逐步确定。这些奇特的政策现象说明：中国近10年（尤其是初期）的群众体育政策变迁从逻辑程序上讲是不规则的。变革进程是从某些不自觉的、偶然的、不规范的和不确定的事物和现象出发进行决策的非逻辑演进过程。

2.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决策非程序化

中国群众体育之初并没有完整配套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中国群众体育的目标取向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才越来越清晰并最终确定，体现出非程序化的特征。我国群众体育近年围绕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促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主要体现在：（1）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捐建群众体育场地设施，主要包括：全民健身工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雪炭工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2）实施国家颁布的三项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3.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决策非模式化

与非逻辑性和非程序化相对应，中国群众体育的相关政策、制度和措施还具有非模式化特点，即不拘泥于现成的群众体育理论和模式，而是独具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没有模式的模式”。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不以现成的群众体育理论和原则为前提而是走自己的路，体现在决策思维上就是求异。二是不从群众体育概念出发，不照搬固定模式，体现在群众体育决策思维上就是求新。三是抛弃教条式的抽象的思维模式，方法灵活，注重效果，体现在群众体育决策思维上就是求实。上述三点共同之处是不拘一格，通权达变，突破了群众体育具体理论、原则和手段的限制，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这种群众体育决策非模式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现出一定的务实性，它与“试验”和探索这一决策的非逻辑性和非程序化的实现形式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都是打破确定性的决策模式，在不确定性中捕捉群众体育定性的规律，突出实践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群众体育富有极大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群众体育变得极具风险，它往往使非逻辑思维和非程序化决策所生成的非正式的规则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凸现出来，把握和运用不好很容易出现随意性倾向，导致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失控。如体育彩票在发行的过程中，由于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的执行不到位，引起失控的事件时有发生。

三、非理性因素作用的表现形式

1.非理性因素动力作用的体现

根据中国群众体育客观现实需要制定政策是中国群众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具体表现就是在相应的群众体育政策形成中的始动作用。（1）健康欲望与我国群众体育相关政策的启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是群众体育改革政策出台的始动因素。（2）健身欲望与我国群众体育改革政策的逐步展开。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的不断增长推动着我国群众体育政策的不断展开。这一过程在中国群众体育改革进程中应该表现为：其一，根据群众健身欲望和需要的变化及时出台新的政策，以满足人民群众健身欲望和需要的不断变化，如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分阶段并逐步深入推进实施，正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身欲望。其二，通过不断满足群众健身欲望和需要推动相关群众体育政策展开，不断深化中国群众体育改革，推动群众体育政策创新。可见，近10年中国群众体育改革政策由启动到逐步展开是围绕着欲望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

2.非理性因素调控作用体现

群众体育政策执行是群众体育政策意图转换为政策行为的过程。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相关的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中，使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健身欲望得到了满足。人们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相关政策产生一种积极、肯定的情感体验和意志力量等非理性因素。中国群众体育改革相关政策的运行正是成功运用了这种情感和意志力量，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调节，保证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3.非理性因素创新作用的体现

中国的群众体育事业改革政策基本上是在无先例可循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并展开的。中国的群众体育事业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政策理论和方法是在邓小平同志“不争论”、“大胆试”的实事求是理性原则指导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直觉、灵感、想象在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改革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要探索就要试验，就离不开直觉、灵感、想象的作用。

因此，要把我国群众体育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必须继续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是非理性因素在给我们带来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非理性因素是一种不为理性所包含和理解的非智力意识形式，具有偏颇性，若放任自流，必然导致非理智现象，从而给我国的群众体育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对于非理性因素，一方面要正确利用；另一方面还要避免绝对化，不能盲目高扬，应该在理性因素审视下监控非理性作用的发挥。

［1］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全国群众体育论文报告会论文汇编，2000.

［2］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000）.

［3］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70.

［4］朱国云.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超越理性取向［J］.国外社会科学，1999，（6）

［5］张发强.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J］.体育科学，1999，1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