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运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苏轼在密州两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根据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密州系年》，他在密州留下了不少建筑。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建筑依次是超然台、雩泉亭、快哉亭、山堂、盖公堂。

超然台。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来到密州上任。到了次年秋冬之时，就增修了密州城废台，即超然台。苏辙在《超然台赋》中说，苏轼来到密州后，虽然“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但“几年而后少安”，之后“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于是“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1]。苏轼自己在《超然台记》中说得更详细一些，说他从江南的杭州来到密州，可谓是“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他刚来到的时候，不仅“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且“斋厨索然”，只好“日食杞菊”。这样的艰苦环境，不仅没让他消瘦，反而在“处之期年”之后，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说明这时他已经适应了密州的生活，“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他就修治了一园一台：“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2]

雩泉亭。熙宁八年，密州大旱，苏轼两次亲临常山求雨，两求皆应，密州此年得以丰收。此年，即熙宁九年，苏轼来到常山，感谢常山山神，并且“新其庙”。在“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而“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云为雨，以信于斯民者，意其在此”，但是因为此泉“号称不立，除治不严，农民易之”，于是苏轼“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3]

快哉亭。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名满天下，但早在七年前，他就写了《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当时文同也有《寄题密州苏学士快哉亭太史云此城之西北送客处也》。据其诗意，快哉亭当是苏轼在密州潍水岸边所建的送客亭。

山堂。苏轼有《山堂铭》，其叙云：“熙宁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来告故东武城中沟渎圮坏，出乱石无数。取而储之，因守居之北墉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开新堂北向，以游心寓意焉。”[4]此叙可证苏轼在熙宁九年取石造堂，建造了五座假山，并且栽植了松柏桃李等树木。

盖公堂。苏轼在《盖公堂记》中先论述了盖公的学说和作用，之后说他来到密州后，“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于是“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5]毕仲游有《盖公堂歌》，诗中开篇两句“耽耽新堂作者谁，密州太守文章伯”[6]，亦证盖公堂为苏轼所作。

孔凡礼先生把苏轼修建盖公堂的时间定为熙宁九年九月。苏轼建成超然台的时间为熙宁八年十二月，那么超然台修建的时间当在秋后。也就是说，苏轼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建成了超然台、雩泉亭、快哉亭、山堂、盖公堂这五个建筑，从时间来看，非常密集。当然这五个建筑仅仅是根据现有的文献能够证明的。苏轼在密州的时间距今已近千年，千年中丧失的文献为数不少，因而不排除苏轼在密州还有别的建筑项目。

梳理出苏轼在一年的时间内所进行的建筑项目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苏轼在《后杞菊赋》中说他以杞菊果腹，乃是半真半假之语，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苏轼在《后杞菊赋序》中说他“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似乎他在密州当太守时，厨房里空空如也，他根本没有饭吃，于是只好“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也就是每天跟刘庭式沿着密州古城墙找杞菊吃，吃完之后，两人“扪腹而笑”——苏轼特别点出了“腹”字，暗示他们只能通过吃这些野生的杞菊才能填饱肚子。事实果真如此吗？

孔凡礼先生在《苏轼密州系年》中已经引用了相关材料，说苏轼这样写，其意在“非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7]，并不是苏轼真的吃不饱。而苏轼也在后来写的《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中，说他在密州虽然确实是以杞菊为食，但他也承认他的采杞食菊跟新法有关：“我昔在东武，吏方谨新书。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诳，食菊不敢余。”因而他这样写，真正的意图是抨击新法。当时的朝廷新法减免了他的伙食费、招待费，使得他的饭菜质量大不如前，让他感到“斋厨索然”，这也是真的；但他作为一州太守，是管辖着诸城、安丘、高密、莒四县的行政长官，绝不可能连饭都吃不饱。

或曰苏轼到密州的次年遇上旱灾，因而无米下炊，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一是因为苏轼在《后杞菊赋》中只说他“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没提到旱灾之事；二是据《苏轼密州系年》，苏轼写此赋是在当年的秋季，而密州旱灾则在春夏，苏轼两次到常山祈雨，也是在四五月间，到了秋季，粮食已经丰收了。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苏轼在密州真的吃过野生的杞菊。杞菊即枸杞和菊，二者都是著名中药，皆可食。杞即枸杞，《本草纲目》（卷三十六）中说枸杞“春采枸杞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8]，枸杞可谓全身都是宝。至于菊，早在《离骚》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语。菊也是全身可用，《本草纲目》卷十五中就说菊“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9]。苏轼无书不读，又是美食家，他应该了解枸杞和菊的特性，所以他在《后杞菊赋》中说“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竟然跟《本草纲目》中的记载非常相似。苏轼知道杞菊可食，那么他跟同在密州为官的刘庭式公务之余在古城墙下游玩，看见鲜嫩的杞菊，于是摘食入肚，那也算是风流韵事了。其实苏轼这话也是半真半假：如果他说的“冬食根”是真话，那么《后杞菊赋》就写于冬天，此时他正在增修超然台，有钱修台却无钱吃饱饭，谁能相信呢；如果写于秋季，那么他说的“冬食根”就是假话，就是臆想之词，不可当真的。

第二，苏轼的推销意识和品牌意识。

密州自古名人辈出，但名气盖过苏轼者很少。苏轼仅仅是一个外来官员，而且他在密州仅仅两年，他是凭着什么获得了这么大的名气呢？除了他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有推销意识和品牌意识。

苏轼的推销意识和品牌意识是以建筑实体为基础的，这也是他大兴土木的原因所在。密州城墙上本有旧台一个，但荒废已久，苏轼来到密州不足一年，就开始增修此台，并在当年的十二月建成。此后苏轼和他的同僚朋友就有了饮酒赋诗登高望远的场所。常山庙和雩泉亭的修建，是在城南的山上。如果苏轼两次到常山祈雨却没有留下供时人和后人凭吊的建筑物，那么苏轼的行为也很难流传久远。快哉亭则是送别之亭，山堂是会客之堂，盖公堂是名人纪念堂。苏轼的这五处建筑，各有其职能，但它们都是苏轼所建，共同见证着苏轼在密州的功绩和韵事。

苏轼的推销意识和品牌意识是通过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诗文体现出来的。苏轼是超级文豪，他的文章只要写出来，就能不胫而走。于是他就写了《祭常山神祝文》，写了《超然台记》，写了《雩泉记》，写了《山堂铭》，写了《盖公堂记》，这些建筑都成为了名胜。苏轼的朋友们也多是著名文人，他们的作品很有社会影响力。于是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的朋友们做诗写赋，以此来为他的那些建筑们造势。苏辙和文同的快哉亭诗、毕仲游的《盖公堂歌》就是这样的作品。

苏轼最用心打造的品牌是超然台。苏轼把超然台从一个废台打造成一个千年不衰的文化品牌，其营销过程很令人拍案叫绝。

第一步，台名“超然”，光照千秋。

废台增修之后，苏轼首先请其弟苏辙赐名。被苏轼称之为“与君世世为兄弟”的苏辙对乃兄最为了解，于是根据苏轼的为人处世特点，将此台名之为“超然”。通达物外，燕处超然，恰是苏轼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因而这一台名乃是苏辙为苏轼量身定做。超然物外又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所以这一台名对于历代诗人具有普遍的、永恒的号召力。

第二步，苏辙作赋，精美绝伦。

苏辙是当时天下皆知的著名学者、一流文豪，苏轼请苏辙给超然台命名之后，又让他作赋记之，苏辙乃有《超然台赋》。苏轼评论此赋曰：“子由之文，词精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10]此赋确实精美绝伦，堪称赋中名篇。

第三步，苏轼为文，自抒怀抱。

在收到苏辙的《超然台赋》后，苏轼自己也写了《超然台记》。此记有论有叙，有情有景，集中阐释了他的超然思想。

第四步，广招文友，写诗作赋。

苏轼作为超一流的文豪，他的身边有一批著名文学家。为了扩大超然台的影响，他分别请文同、张耒、李邦直撰写了同题赋文《超然台赋》。其实文同、张耒、李邦直们并未来到超然台，但这不妨碍他们写出精美的赋文。文同在苏轼的乞求下，还写了《超然台》诗。

第五步，携友登台，饮酒吟诗。

超然台建成之后，苏轼经常跟他的同僚好友登台赏景，饮酒赋诗。《苏轼密州系年》记载，熙宁九年寒食后，苏轼登超然台，赋《望江南》；七月五日，登超然台，赋诗；八月十五日，饮超然台，和孔宗翰题诗；中秋夜，欢饮达旦，赋《水调歌头》；年底之时，又登超然台望月，赋《江城子》。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超然台上，“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在“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这对后世文人很有示范作用。

第六步，勒石刻铭，流芳后世。

《苏轼密州纪年》记载，当李邦直的《超然台赋》寄来时，苏轼“刻之石并跋”[11]，可见苏轼在当时就有意识地把他和朋友们的诗赋勒之于石了。这一行动最能显示出苏轼的营销意识和品牌意识。一个人的言语行动会随风而逝，一个人的身体也会离开此地或者离开世间，但那些刻石，却会长久地立于此处，见证着此时此地的风流。

以上六步，足见苏轼是个卓越的营销大师。在他的精心策划经营下，超然台成为一方名胜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密州因为有了苏轼，超然台才由一个废台成为了千古名胜，雩泉也由“农民易之”之泉成为了文人向往之地，盖公的亡灵才因为盖公堂而有所依附；而苏轼因为来到密州，才明确了他的超然思想，才写出了光彩照人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些传世之作。

此真可谓“苏轼密州两相宜”。

[1][2][3][4][5][6][7][10][11]李增坡，邹金祥.苏轼在密州[M].济南：齐鲁书社，1995：821，250,256- 257,263,247,70,31,338,58.

[8][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1740，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