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瑾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垮台，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来自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与社会变革三大要素的合力影响。其中，婚俗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具有了时代变迁的烙印。在这变革的时代中，近代的山西虽处于内陆地区，但其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礼仪等却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保留浓郁传统婚俗文化的同时，新兴的婚俗文化开始出现，使该地区的婚俗呈现出了变迁的态势。

一、清末民初山西婚俗观念的变迁

（一）婚姻目的的变迁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婚姻缔结的目的是“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811-817，即以继承子嗣、祭祀祖先为真正的目的，其在实现传宗接代重任的同时，也满足了宗族利益的需求。因此，作为婚姻的当事者，男子娶“妻”实质是为宗族娶“妻”，女子嫁夫，则是嫁于夫姓的家族为妇。宗族利益和家族香火的延续高于个人的情感需求，成为了两性结合的真正目的，当事人的情感则被排除在外。而这样的婚姻观念，在根基牢固的宗法社会，变得根深蒂固，两千年来人们从来不敢也不曾起来反对过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反而以牺牲个人来维护传统宗法制度与家庭制度的一体性和稳固性，这种一体性和稳固性又反过来使传统婚姻制度得以绵延长存。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社会近代化的发展，尤其是以个体本位制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传入，以追求个体幸福，注重精神结合为主的婚姻观念开始由沿海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渗透到了处于内陆地区的山西，在这一新兴观念的影响下，当时受过新文化影响的青年男女越来越不甘心将自己的婚姻变成家庭和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开始大胆地追求两性精神的结合、情感的结合，并对旧有的 “合两性之好”，为家族繁衍而结合的婚姻观念进行猛烈地抨击，并大力倡导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家庭的基础。于是，旧有的“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的婚姻观念被“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的新兴观念所取代，日益在山西知识青年中广泛传播，并被认可。

（二）婚姻选择权的变迁

婚姻选择权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婚姻主权的下移。在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婚姻的主权被封建家长长期把持，婚姻的当事人无过多的自由选择权。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赴欧美人士对异域婚俗风情的直接耳闻，以及外国传教士对西方婚姻文化的介绍和传播，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自由婚恋观在当时的山西社会中开始出现，尤其是对接受了中高等教育人群的影响，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在婚姻选择中的被动地位。于是，在当时的山西，尤其是在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希望通过抗争和努力以争取婚配中的选择自由，由此也促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或是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自由恋爱结婚，或者即便由父母做主，也须征得子女同意。如山西忻县读书人的婚嫁，一般先要征得子女同意。

婚姻选择权的变迁除了表现在父母主婚权的下移，同时也表现在婚姻关系解除权的变迁。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活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权一直被男性所把控，作为妻子的女性是没有权利主动提出离婚的，否则将受到世人的指责和反对。但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妇女受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妇女了解接触社会机会的增多，女性的自主意识日渐增强，她们开始积极地追求男女平等，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直面因夫妻感情不和等原因导致的不幸福婚姻生活，能够勇敢地提出离婚解除婚姻关系，这也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女性不轻言离婚的婚姻悲剧，使得几千年来一直掌握在男性手中的婚姻关系的解除权，开始也被女性所掌握。据《山西省第三次社会统计》中提供的数据，1921年山西省离婚方式统计中，在协议离婚案件和审判离婚案件中，由女方提出的案件已占到了一定比例，这正是近代山西女性开始掌握婚姻关系解除权的佐证，也是近代知识青年争取个人婚姻生活幸福的表现[2]。

（三）择偶标准的变迁

在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婚姻的缔结往往从宗族、家族利益最大化出发，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双方的家庭大多注重彼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门第”相当成为了择偶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条件，这样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的山西婚俗中也亦是如此，据山西旧志记载，“两姓相合，最重门第，不当，断不苟就，贫富非所论也。非惟绅士为然，即商、贾、农、工亦尔、倘非偶联姻，则乡党不齿焉。”①光绪：《翼城县志》卷二十八，风俗可见，当时该地区将“财产相若，门当户对”视为择偶的理想标准，“门第不合，不许轻婚”，“门第不当，断不苛求”，成为了很多家庭为子女择偶时恪守的定律。但到了清末民初，传统的门第观念在山西进步青年中逐渐被淡化，注重双方年龄是否相当、学问才识是否接近、性情是否融合、有无不良嗜好，成为了知识青年择偶时的考虑标准，过去阶级、等级、尊卑为基础的婚姻择偶观逐渐被打破。

二、清末民初山西婚俗礼仪变迁

山西婚俗礼仪的变迁是从诸多细节上体现出来的，并贯穿于整个婚姻仪式的各个环节，从衣着到婚礼，都在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

（一）新婚礼服的变迁

在山西传统的婚姻仪式上，新人的礼服，一般是新娘着绣缎长袍，长纱罩面，头戴凤冠，新郎穿对襟长袍，脚蹬元宝鞋，头戴礼帽，这样的婚礼着装在旧式结婚的照片中都可见到。但到了清末民初，善于接受新观念、追求新时尚的人们开始模仿西方婚俗，婚礼服饰逐渐西化，新郎着西式大衣，无帽梳分头，穿皮鞋；新娘穿西式婚纱。婚礼服饰的变迁呈现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成为了当时山西婚俗变迁最鲜活的表现，到民国初期，追求新式风尚的人们开始将身着新式婚礼服饰的照片公布于媒体，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流行文化，此举又进一步推动了婚礼服饰的变迁。

（二）婚礼程式的变迁

山西传统的婚礼程式基本是遵循着“六礼”进行的，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种极其繁琐复杂的婚礼程式不仅消耗了双方家庭大量的精力，甚至使得经济一般的家庭不堪重负。到了清末民初，山西婚俗礼仪程式的传统色彩虽仍存在，但也出现了简约的趋势，出现了“四礼”“三礼”，如《襄陵县志》曾记载：“六礼俱备，古道攸关。今则问名、纳采、请期、亲迎，仅存其四而已”①民国《襄陵县志》卷24，礼俗；新绛则是“六礼之中仅存纳采、请期、亲迎三种”②民国《新绛县志》卷3，礼俗略；临县的情况是“古者，婚礼六，后约为三，临县谓纳采，为定亲纳征，为送钱”③民国《临县志》卷13，风土略。这种情况在芮城、襄垣、沁源、武乡等县志中均有记载[3]。

与此同时，在接受过新思想的人群中，尤其是在山西的大城市中开始出现另外一种新趋势，即新式文明婚礼。在当时山西省会城市太原，“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互换信物及定婚帖。男家确定结婚日期后，书面征求女方同意，即行筹办，通知亲友，择定结婚礼堂。当时，有在教堂举行婚礼者，也有在会馆、饭店或家中举行婚礼者。门前张灯结彩，富有人家更张花坊。礼堂设几案，新郎、新娘、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以及男女来宾均按一定席次。迎娶时不再使用花轿和仪仗，改用花车（汽车或马车）。结婚典礼之后，摄影以作纪念。”[4]60-61在此种文明婚礼中，许多礼节大致从西方婚礼中移植过来，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由牧师主持外，形式上基本已经西化，且夹杂了部分山西传统的婚礼礼俗。虽然此种婚礼开始呈现出现代文明的气象，但是比较奢侈铺张，更多是城市中的富有家庭才能承受，生活贫困者往往难以承担[5]。

三、山西婚俗变迁的局限性

经过上文论述，可见清末民初的山西婚俗在这一时期，无论从婚姻观念，还是婚礼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本时期山西婚俗的变迁仍处于初始阶段，规模范围仍不够广泛和普遍，它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婚俗变迁的差异是城市强于农村。

山西虽处于内陆地区，但是婚俗变迁仍具有较强的城乡差异。尤其是对文明婚礼的接受程度，“城市内结婚多仿行之；乡间仍不多觏也”，而此种婚俗文化变迁的城乡差异是与自然经济解体进度、西方文明影响强弱，以及受教育程度有着较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新旧婚俗的掺杂。

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式的婚姻文化无论从婚姻观念到婚姻内容、形式都一定程度对传统婚姻文化产生了冲击，但由于山西传统婚俗礼仪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在社会中有着坚固的基石，以及顽强的继承性和排他性，同时，当时的山西民众无论从认识水平还是生活模式较之沿海以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都有较大的差距，尚未达到对新鲜事物全盘接受的程度。于是，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先进文化、西方文明在山西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顽强坚守，两种力量的博弈、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山西婚俗呈现出了新旧文化夹杂并存的现象。

清末民初是一个跨世纪的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阶段，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固守，使得当时社会新旧文化掺杂，社会生活无一单一模式，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婚俗文化，亦是如此，它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呈现出了多元的表现形式。而在这种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山西婚俗也经历了一系列或激烈或缓和的变化，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一定程度上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封建陋俗的变革。

[1]钱玄，钱兴奇，徐克谦.礼记·卜[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徐永志.近代华北民间婚姻述论[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1）.

[3]杨懋君.试论清末民初婚俗的演变[J].阴山学刊，2001，（2）.

[4]杨瑞武.并州风情——太原民俗杂组[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5]郭亚萍.清末民初山西婚俗变迁[J].山西大学学报，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