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广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以及策略、方法、形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在与时代特征、时代课题的紧密结合中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不断回应和解决时代课题中从多方面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策略、方法、形式等具体操作层面的与时俱进，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程给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深刻的启示。

一、科学判断时代特征的最新变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

列宁曾经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143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较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一直是在科学把握时代特征的变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典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科学地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647的著名论断，在时代特征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及时分析并紧紧跟随时代特征在各阶段的最新变化，形成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包含革命性质理论、革命道路理论、革命策略理论、革命动力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建设理论等在内的并经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发展、完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时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国际形势进入到相对缓和的时期以及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特征（“三反”、“五反”等社会政治运动基本结束、经济恢复任务提前完成以及工商业公私比例发生重大变化），及时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任务提上日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过渡理论和改造理论的时代化。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和平的曙光，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探索出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时代化。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却对时代特征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走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出现严重的挫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严重的倒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相关探索出现中断，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时代实践没有完成本应完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时代成果。

毛泽东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功推进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不成功探索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科学判断时代特征的最新变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因为时代特征的变化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出新要求，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坚持者，更是在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行动者。他反复告诫全党：“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3]5；“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4]28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将阶级划分及其划分标准的理论仅仅停留于大革命时期，而是使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与时俱进，从而确保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都能“分清革命的朋友与敌人”；没有将土地问题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仅仅停留于大革命时期，而是使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没有将革命道路理论仅仅停留于“工农武装割据”，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使其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乃至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没有将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仅仅停留于大革命时期，而是使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都拥有广泛的革命同盟军；没有将党建理论和措施仅仅停留于大革命时期，而是使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都拥有先进的革命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将过渡理论仅仅停留在“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而是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形成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方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仅仅停留在对“苏联经验”的教条式运用，而是结合国内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与时俱进，形成了以“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初步回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探索历程表明：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难道不是吗？如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极大发展？如果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极大创新？如果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极大丰富？

三、不断解决时代赋予的实践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目的

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认清事物，而在于不断回应和解决时代赋予的实践问题，因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289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程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生动诠释和最佳证明。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最大实践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来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对此，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6]123他紧紧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赋予的实践问题进行苦苦探索，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科学回答，形成了以革命性质理论、革命道路理论、革命动力理论、革命策略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建设理论等为代表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时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紧紧围绕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实践问题对过渡的条件、时机、内容、步骤以及策略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及时回答了关键问题——“什么时候进行过渡，怎样顺利进行过渡”，形成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过渡理论的时代化。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代赋予的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回答，形成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时代化。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以回应和解决时代所赋予的实践问题为根本目的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时代化。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程充分印证并诠释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四、批判继承前人时代化成果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条件

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也是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更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从多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曾经强调：“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64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在批判的前提下继承前人成果的坚持者和实践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8]860他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告诫人们：“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4]4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马克主义经典著作对“城市中心论”的理论阐述和巴黎公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对“城市中心论”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教条式地对其照搬照抄，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其合理成分并充分依据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俄国在过渡过程中因操之过急和方法不当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并没有不加区分地对俄国的社会过渡模式进行全盘吸收，而是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其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最终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过渡道路，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任务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斯大林长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一度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状况，毛泽东并没有对斯大林的社会矛盾思想进行教条式的借鉴，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认真探索中国社会的矛盾情况，最终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而且科学地划分了矛盾的类型，提出了处理不同矛盾的正确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与时俱进。

恩格斯曾经指出：“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9]426毛泽东在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无疑为我们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五、党的领导人的重视和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前提下，丝毫也不排斥和否认英雄人物的伟大作用。尽管“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10]733，但这个伟大的人物（前提是真正的伟大人物）的出现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时代所赋予的实践问题的解决，并在探索实践问题的解决办法中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改称“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无疑都是这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3]109毛泽东称赞列宁、斯大林在解决实践问题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方面的伟大人物呢？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群众成功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1]148毛泽东在对时代实践问题解决办法的探索中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主要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我们之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思想，就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11]148

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程表明：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其重视和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动力。这一结论也无疑被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在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所证明。

[1]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