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锋

(西南大学，重庆 北碚 400715)

20世纪80—90年代诗歌的高峰，类似德国学者本雅明论及波德莱尔诗歌时提及的概念术语——光晕，“光晕”本身的无穷魅力和文化磁场，主要是这一时期诗人们集体的精神书写内在会聚沉淀而成。回归历史现场语境下， “文化热”的社会大语境之下以及“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相对固定的诗歌同人团体、同人杂志的交往活动，特别是对早逝诗人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的追悼缅怀活动，以及其诗歌作品陆续辑录出版后引起诗歌文化的大众传播效应，愈来愈多的来自诗人内部或社会公众外部的“关注”，诗人与诗歌形象迅速上升，诗人与诗歌的文化“光晕”愈加璀璨神秘。用一种审慎的态度重新来看，诗歌的“光晕”真正存在于诗歌文本自身，诗歌文本解读是诗学研究所重视的诗艺探索和诗美构建的前提基础和内发土壤。对诗歌文本的研究不够细致全面，是一大缺憾。同时一直以来的诗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多为重要诗人和重要作品，而对边缘诗人的关注度不够，那些相对而言被遗忘和疏离的诗人和诗歌，应当予以恰当地观照解读和分析研究。

选取80年代末期的诗人为代表来谈诗歌的精神书写，除开以上提及的写作思路方面的考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诗歌自身赖以承续和自发生长的诗性传统的重视，即诗歌的抒情传统，在海子、顾城之后，西川、多多、戈麦、王家新等诗人有着更进一步的探索和诠释。一个客观的情况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于坚、张枣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开拓另一诗歌创作思潮之外，诗学研究更多地是对海子、顾城、骆一禾等人诗歌的关注，“蓝星诗库”90年代同时期推出的诗歌选本有较大影响，而对戈麦、多多的关注，则推迟到2012年4月。多多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化节诗歌奖，1989年出国后旅居荷兰15年;戈麦1985年开始写诗至1991年自沉于京郊万泉河;西川1988年曾获《十月》文学奖，1991年出版诗集《中国的玫瑰》;王家新1986年开始诗风转变后，诗歌代表作品《瓦雷金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作于1990与1991年。从这一集中时间段可以看出，在西川、多多、戈麦、王家新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出80年代末的诗歌创作、诗艺探索、诗美建构上的共同内质，并对90年代诗歌创作有着内在影响。欧阳江河在诗学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写道:“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1］(P49)对这一“深刻的中断”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但本文对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关注，重点在于一种延续性的传统，无意于对诗学聚焦点的辩驳，而是期待从诗歌自身的诗性土壤和抒情传统的承续中找寻一条诗歌发展和诗学研究的内在线索，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的诗歌作品可以作为一个分析的切入点和思考维度。

一、诗与思:诗性情感、诗歌体式、诗歌理想

所谓诗歌，以及诗歌中精神书写的“光晕”之作，是一种融合了诗人与时代的共同诗思。从诗人的诗歌创作、诗艺探索、诗美建构这三个层面来看，诗歌形式与内容的两个维度，诗歌自身赖以生存的情感性是其萌发诗意、自然生长的原生土壤。自然生长的诗意，诗性的情感，应当成为诗歌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共同涵养诗歌的抒情传统。在诗性情感的浸润之下，执着于诗艺探索，不断进行诗与思的对话，进而营造和构建一种自生的诗美架构，是诗人们的共同理想。因此，横向而言，诗歌创作、诗艺探索、诗美构建三部曲中，诗歌抒情传统是生命和关键;从诗性情感、诗歌体式、诗歌理想纵向来看，诗性情感是根基土壤。

诗性情感在80年代末诗歌中的呈现，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关键词来切入:力度、敏感、痛苦、韧性。一是“力度”。诗歌语言层、意蕴层集体呈现为一种穿透力、破坏力、震颤力，从诸种悖谬、反语、黑色、戏谑、反逻辑、反崇高的表达中迸发诗歌矛盾内置的张力，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再者是“敏感”。从政治抒情到抒情政治，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大政治”语境下对“传统”和“文化”的深思，诗人们集体性地对“传统”与“现代”冲突对话的关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直观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 (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方面面问题的敏感与隐忧。第三，对于“痛苦”应当作一种综合的考量。作为80年代末诗歌的深刻内涵，多多、戈麦一代诗人看似表现为一种咀嚼痛苦的精神癖，种种“愤怒”与“拒绝”的表达，并不是浅层意义上“教人痛苦”，而是“呈现”痛苦本身，对黄昏、黑暗、存在的清冷悲凉、时空历史的断裂种种进行诗性表达，着意于痛定思痛的厚积薄发。最后，“韧性”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和包容能力。因为包容的可能，所以不至于产生世纪末的颓废，反而更多彰显出一种内在的热忱——将时代融入诗歌生命的爱戴。诗歌文本所要呈现的是一种蕴藉丰富的诗性情感。80年代末诗歌的精神书写，一方面可以从文本出发探求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文本特质，另一方面则可以从中管窥其诗美架构和诗歌理想的“光晕”，给予当代诗歌一些必要的启示。

二、西川: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西川诗歌的魅力不是因为“神秘主义诗学”而神秘，而在于诗歌文本自身体现的一种敏感和韧性。1985年9月写作，1988年1月修改，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像今夜，在哈尔盖/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我抬起头来往下看/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2］(P19)70 年代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哈尔盖是一个三等区段站，较为偏远。“无法驾驭”与“旁观者的角色”，前者写星空之下人的主动获取，后者则是一种消极被动参与，人们只能够听任读取遥远、神秘的“信号”而不能做一种惯性思维下的控制、掌握、洞悉、攫取。“我”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所感受的讯息，恰恰是这样一种光“穿透”内心的震颤以及无法操纵和确证的力量。在哈尔盖车站，“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看到的是无声、稀薄、疯狂生长、忘记飞翔、陋室冰凉等种种失去秩序的生存状态，给人一种静穆萧条的氛围。“我”成为另一个自我，感受到星空之下“空旷”“未来”的空间与时间，被风吹过，被翻阅沉淀的历史。在这里，“风”象征着历史时空的力量，与“星空”隐秘的力量形成一种内置的矛盾，“我”感受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风”，渴望能够领悟星空隐秘的旨意，渴望能够到达一个崭新的自我，因此，像领取圣餐的孩子一样， “我”虔诚信仰供奉着星空的“神秘”。“星空”具有和“风”异质的神秘的力量，“远离城市”，星空是一种远离了世俗社会的精神力量。在远离城市的哈尔盖，“荒凉”是狂风肆虐下的青藏高原，但却是离星空最近的地方。“仰望星空”，是一种虔诚供奉的精神信仰，是一种坚强而韧性的向往，一种远离喧嚣保持纯净的操守。

同时，诗歌文本呈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情绪，“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一方面突出了“星空”神秘力量的庞大，另一方面“疯狂”则是无序杂乱的，同城市的种种生存境遇相比较，远离城市的内心抉择变成了悖谬和无意义的行为。矛盾和焦灼存在于选择自身。神秘的旨意，无人能够驾驭，且仅有少数人“像今夜，在哈尔盖”才能接近领悟，这样一种信仰的坚持需要莫大的精神内力。同时，信仰的基础又是如此薄弱。西川的这首诗歌呈现了一个静夜里“仰望星空”的守护者和虔诚信徒形象，更揭示出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深沉与焦灼，西川为代表的诗人们选择“仰望星空”多面临的困境，以及是否应该考虑重新走出“荒凉”的哈尔盖回到以前曾经远离的城市。

三、戈麦:我是天空中唯一一颗发光的星星

戈麦作于1990年4月11日的诗歌《献给黄昏的星》是其代表作，充满着力度，丰盈着痛苦。“黄昏的星从大地的海洋升起/我站在黑夜的尽头/看到黄昏像一座雪白的裸体/我是天空中唯一一颗发光的星星//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人类的昨天/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被怼到了一起/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我，是我一生中最无边的黑暗//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竟能梦见/这荒芜的大地，最后一粒种子/这下垂的时间，最后一个声音/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黄昏的星。”［3］(P116)诗歌标题作为献诗，献给黄昏的星，“黄昏”和“星”可以作为实体，也可以作为一种象征的隐喻。“黄昏”的背景首先可以解释为白天与黑夜的交接，而实际上全诗所呈现的只有黑暗，造成了诗歌文本中的一个缺席者——光明。从象征意义上来讲，“黄昏”因为明暗物象变化蕴蓄着杂糅了颜色、氛围、场域、情绪等因素，为“星”营造了出场的条件。诗歌中“从大地的海洋升起”“黑夜的尽头”首先呈现出一种直白、明朗的背景，这是异于戈麦大多数诗歌中刻意保持的一种冷静语调表述。接下来诗歌的“力度”逐渐增强，“雪白的裸体”可以尝试理解为一种纯洁的诱惑，但站在黑夜的尽头，接近晨曦而不是看到黄昏，进一步将黄昏比作雪白的裸体，这一内在的逻辑矛盾，放置在晦暗惺忪的情境下，“黄昏”是黑暗之中生命本能的向往，像黑暗中“一颗发光的星星”。第二、三节反复出现“艰难的时刻”、“最后的时刻”、“荒芜的大地”、“下垂的时间”，继续营造一种黑暗情绪和终结意识，在此环境下，人、星、黄昏三者——人在黄昏中为星献诗，共同构筑了一个看似和谐却矛盾缠绕的环形线圈。“黄昏”被描述成唯一的发光体，而发光体应该是星星;“星”被比喻成黑夜女儿的床单，而夜幕更应贴合描述黄昏的场景;“我”则是无边的黑暗，挣脱不了的历史和过去:“人类的昨天”“相互残杀”，“怼到一起”……诗歌文本呈现出一种错乱复杂的状态，“我站在黑夜的尽头”所看所思，逻辑混乱。而这种真实的混乱，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混乱的真实”。谓之“艰难的时刻”，是因为此时此刻无法厘清现实找寻自我的存在，“我是天空中唯一一颗发光的星星”，仅存最后的光亮，但却同时又是自己“一生中最无边的黑暗”。光亮，因为黑暗而存在，在黑暗之中，“发光的星星”也是作为黑暗的一部分而客观存在。“我竟能梦见”，表露出意料之外的欣喜，而同时又放置于梦境之中，表达出希望的渺茫和虚幻感，饱含一种深沉无言的痛苦。但“一粒种子”和“一个声音”作为黑暗之下孕育新生力量的“星”的象征，光明虽然幽微，却仍将存在着。

戈麦诗歌中的自剖力度感和痛苦分裂意识是很强的。 《核心》序言中提道:“在今天，诗歌所毁灭的东西很多，建筑的东西也很多，但活动的从事者们始终感到的是毁灭，而不是建设。现世界的人生多感受到的始终是离散而不是聚合。”［4］(P421)因此，对戈麦来说，刻意追求的是一种自我的痛苦分裂，一种无畏的决绝抗争。《誓言》:“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开始或结局》:“带着另一座星球的爱/我将重新刻一个人。” 《三劫连环》:“他们逃不开我，就像我逃不开/内心的恐惧，世界逃不开我可怕的咒语。”戈麦对自我的剖析、对黑暗的解读饱含痛苦，“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诗歌所剖裂的不单是自我存在的隐秘真谛，应当还有诗歌内生发的脉搏。毁灭与建设，不可能同时达到，斧头更不能直接用以做建构的工具，戈麦的痛苦或在于此。

四、多多:悲凉总比照耀先到

多多被认为是“地下诗歌写作”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书写者之一。暂且抛开2004年归国前后的诗歌，多多执著敏感于对乡土农耕记忆中内省挖掘，植根田野，植根于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1983年创作的《北方闲置的田野》:“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当春天像一匹马倒下，从一辆/空荡荡的收尸的车上/一个石头做的头/聚集着死亡的风暴/……/那是播种者走到田野尽头的寂寞/亚麻色的农妇/没有脸孔却挥着手/向着扶犁者向前弯去的背影/一个生锈的母亲没有记忆/却挥着手——好像石头/来自遥远的祖先……”［5］(P82)

沉静阴郁，同时将田野带来的“痛苦”表达得敏感独到、细腻深刻，相较而言，这种从细节出发的“疼痛感”更加真实。多多着意书写北方主题以及冬天系列，诗歌意蕴清冷沉寂、孤独灰败。诗歌一开头营造一种空旷冷冽的氛围呈现“犁”的意象，“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这种根植于土壤的疼痛感源自于北方风暴与春天的激烈矛盾。北方冬天的“风暴”象征着凛冽的“威严”和“死亡”的威胁——“有一片空白”，需要意义的填充或重新耕耘。春天本应蕴蓄能量、播撒希望，而“聚集着北方闲置已久的威严”，诗歌文本中将“春天”与“孩子”以及各种死亡作联系的比喻，痛苦存在于一种自我撕裂、自我舔舐的情境下。锯木厂所延续的“一丝比忧伤纺线还要细弱的声音”，来自于“母亲”的声音，是遥远而隐秘的希冀。农妇的手势、 “没有面孔”、“生锈的”、“没有记忆”，刻画的是一种历史时空下对于“北方闲置的田野”这一荒凉时代的喟叹，更是一种对孤寂前行的“扶犁者”悲壮形象的敬意。而同时，荒凉、冷寂、充满死亡威胁的氛围，生存境遇的艰难，痛苦的丰盈，诗人多多在80年代中后期，着意于用敏感的心咀嚼着时代和历史的疼痛，给予原始农耕记忆的衰落、给予孤寂战斗的勇士以理性观照和慰藉。

多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肆意表达农业物象的蛮荒和角力，笔下的星星、大海、北方、冬夜，更加具备原始的丰沛生命力。例如“星星”意象的诠释，1985年作《北方的夜》: “星星全部熄灭，像一袋袋石头。”1987年作《中选》:“一个被时间砸开的故事中/一些星星抱着尖锐的石头/开始用力舞蹈。”星星的锐利、硬度，同时成为多多象征主义抒情诗歌冷凛孤寂风格的代表。同时从《冬夜的天空》、《冬天的女人》以及1984年的《北方的海》诗题来看，多多执著于咀嚼痛苦，在富于生命力的自然和原始农耕意象的精神内核中，重新发掘一种韧性的力量。正如余旸所说:“托马斯诗歌里飞扬动荡的生命动感，在多多这里却变成某种紧张悖谬的斗争感，但是现实社会的残酷，还是转换成为自然物象那令人战栗的勃勃生机。”［6］(P11)

五、王家新: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王家新坚持充满韧性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追求，作为当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成为他诗艺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7］(P9)诗歌文本充盈着真挚的情感，同戈麦呈给星星的献诗相比，《帕斯捷尔纳克》的视野从一代人的沉郁情感转移到一种个人性的沉郁情感。一代人共同担负的沉郁情感放置于个体之上，这种沉郁倍显沉重。当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在一种个人化写作的转向中重新找寻诗歌赖以生存繁衍的“词根”。

诗歌首节“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诗人主体出场，进行感情直写。“我”之所以倾注一生的感情，在于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亲近——“灵魂的震颤”: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语言与身体二者之间的自由和束缚是相互缠绕的一体。从心出发，按照内心写作，呈现的是“语言层”的种种理想、沉郁、疼痛、思维、表达、诗歌的精神书写;按照内心生活，则呈现的是“身体层”的现实、轻盈、自在、衰老、疾病、幸福的生活状态。“缄默”因为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这里的“秘密”饱含沉郁的疼痛和痛苦，可以理解为按照内心写作接近领悟的生命之思和生存之理 (对照解读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唯有不断去咀嚼，不断去“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不断去加深感受疼痛的“刻痕”，即力度。诗歌第六节“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表露自己追寻诗人的步伐，关注“疼痛”和“隐秘”的精神书写，愿意去接受“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所带来的灵魂的压迫，执著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做奋进前行的誓言。冷与热，冰与火，在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诗歌完整呈现了个人性的诗歌直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个人性浸润了时代的整体命运。将个人命运与诗歌命运内在谐和起来，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空间，使个人写作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担当历史时空和文化传统的沉郁、疼痛。

帕斯捷尔纳克对诗人的影响，从这一时期以及贯穿王家新诗歌创作中的“冰雪”、“寒冷”、“冬天”等意象可以得见。同时，循着这条饱含着痛苦的精神书写之路，诗人不断加深力度，加深一种深沉的孤寂。 《词语》:“一种从疼痛中到来的光芒，就开始为我诞生……”《另一种风景》谈“孤寂”:你表达了什么?“我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幻灭”;“我开始目睹我们这代人一个个死去……”“诞生你的书中却有着那么明亮的激情?”——“仅仅是由于孤寂”。王家新笔下的“冰雪”往往结合着“黑暗”与“孤寂”来造境、抒情。吴晓东在诗歌评论中说:“在王家新这里，黑暗有时是一种专注于诗性思考的沉静而孤寂的心态，在一个充满喧嚣的时代，只有沉入黑暗独自倾听的诗人才能听到来自生命和世界深处的声音。”［8］(P42)其实，不只王家新，在80年代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来自于黑暗、孤寂的生命底层的隐秘、痛苦、声音，在诗人的诗性情感参与并发酵的过程中，丛生出一种穿透力、震颤力、破坏力，是一种勇敢担当、韧性坚强的精神书写。

六、诗歌文本与诗歌理想:共性的诗歌特质和诗性情感土壤

之所以强调诗歌文本细读和诗性情感土壤，以及强调共同特质而不突出差异性，是着意于从文本中找寻80年代末诗歌的集体共性特质，继而发现其中内在的变化和转向，并且为构建一条相对稳定的诗歌发展内生的诗性情感线索、丰盈充实汉语诗歌抒情传统努力做一点可行性的思考。

从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80年代末代表性诗歌文本的再解读过程中，可以从诗性情感的角度重新做一次梳理，从语词语言自身、从文本自身内部透出光亮，透出精神书写的“光晕”。这样一种共性、类似的诗歌追求，在80年代末诗人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黑暗、孤寂、疼痛、分裂之中，执著仰望星空，执著咀嚼痛苦，执著以冰雪来充满自己的一生，是一种愤怒和拒绝，倔强和坚强。对于“愤怒”和“拒绝”背后所呈现的共性的诗歌特质和诗性情感土壤，以下将从文本表现和情感内核两方面谈及。

从诗歌文本的细读中，以沉潜务实的态度，可以发现并拓展对80年代末诗歌的共性特质的认识，也即本文第一部分梳理的四个切入点:力度、敏感、痛苦、韧性。诗歌文本共同呈现的抒情背景多具备一种贫瘠、匮乏、荒凉、孤寂、黑暗、废墟的特征，“星星”、“大海”、“黄昏”、“田野”、“天空”、“冰雪”等意象在诗人的精神领域中愈来愈集中表现为一种清冷、死寂、晦暗、阴鸷、桀骜的色调或姿态。同时，诗歌文本集中树立了诗歌抒情主人公“我”圆满丰盈的形象，即上文“在黑暗、孤寂、疼痛、分裂之中，执著仰望星空，执著咀嚼痛苦，执著以冰雪来充满自己的一生”，勇敢担当历史的沉郁厚重，勇敢发掘精神的贫瘠荒凉，勇敢守护内心的明亮星光。

再从诗性情感的内核这一角度予以分析。从力度、敏感、痛苦、韧性四个维度对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切入，可以呈现诗人主体保持一份远离、孤寂、独自仰望星空的独立，进而谋求自由的可能。对“黑暗”和“痛苦”的近乎痴迷的精神书写，并不因为悲观厌世、消极怠惰，而是从无边无尽的“黑暗”与“痛苦”的咀嚼中反刍，渴盼奉养“星星”的光亮，孤独守护“星星”的光亮，执著追寻精神主体“自我”和一个时代“集体”的最大限度的思想独立、自由。这是一份深沉的诗歌共同理想:充沛的诗性情感蕴蓄下，“梦想者带着他的梦想全身心地进入了幸福的实况”，［9］(P16)诗歌理想作为一种虚假的真实得以在诗歌文本中呈现。

共性特质的存在并不能够抵消其内在的差异性。诚然，在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各自的精神书写历程中，不同诗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切入方式以及诗歌精神书写的自我范式，特别体现在对“黑暗”、“痛苦”的观照和介入模式的不同，因此敏感点、疼痛感显现出各种差异，加之对现实的剖析和对自我主体的内省，造成精神书写力度的差异，西川对于“隐秘”的关注，戈麦对于“分裂”的钟情，多多诗歌中有“原始蛮荒”的肆虐，王家新则更具一种沉潜和内敛的“冰雪”的孤寂嘹亮，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七、精神书写与生命意识:80年代末诗歌“光晕”的一点启示

诗歌阐释与诗学批评有着立足自身的一套开放、多元、自足的系统，注重从文本出发，注重历史现场，注重逻辑自洽应当成为一种共识。80年代末诗歌的精神书写从文本层面和意蕴层面，共同指向了一种对时代命运的诗性观照和深刻剖视。80年代末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更多地在特殊时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参与下，呈现为一种“政治诗学”的精神表征，较多表现为色调的沉郁阴凛和情感的深沉痛苦。而跨入90年代后的诗歌创作则呈现为一种日趋多元化的状态，可以看作是一种“诗学政治”的新变。从西川、戈麦到后期创作生涯达到新高峰的多多、王家新这样一条线索来看，“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歌思潮共同的内质指向一种多元化的、个人化的、更具特点的诗歌创作。无论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立场与贵族倾向，还是中年写作的沉潜凝练与智性写作，抑或是民间写作的话语方式和经验转向以及折中调和的“第三条道路”等诗学命题和主张，多元化与个人化是显著趋向。同时，在突破与变化之中诗性情感这一诗歌发展内生的线条得以沉淀，但也因过度多元化而被消解、稀释。

上文提及西川、戈麦至多多、王家新诗歌创作演进的共同特质和内在差异，值得注意的一点变化和转向是，在多多和王家新的诗歌中，试验性、文本性因素所占比重日趋重要，同时诗性情感的力度由野性趋于温和。与西川和戈麦相比，多多这一时期诗歌的“力度”显现为一种无节制的放肆，也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调和:一方面继续着力描述“原始”和“蛮荒”，另一方面则开始注意到农耕文明自身孕育的生命力的爆发，废墟的死寂氛围中生长萌发出快乐、喜悦和痛苦沉郁之后的新希望 (如《春之舞》)。王家新诗歌中的内敛深沉的因素逐渐凸显，和多多的“无节制”相反，呈现为一种对“痛苦”沉潜而有节制的思考，显得更为冷静诚挚，一种同西川和戈麦诗歌相比更加温和、韧性的“力度”。总体而言，这种变化和转向，实质上代表一种90年代直至当下诗歌发展演进的趋势，即日益个人性和多元化的精神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从海子、顾城、北岛肇始的对“痛苦”与“生存”的深沉理性思索——一种诗化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思考的深度逐渐向生命的广度延伸，难以言明的“痛苦”逐渐演绎成为一种可以言明的“疼痛”，而且是一种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的、更多来自于社会和现实层面的身体的“疼痛”，灵魂和精神的“痛苦”和“震颤”以及诗歌精神书写的“力度”朝着日常化与生活化方向发展。80年代整体诗歌写作所带来的“震颤”和“震惊”逐渐消逝，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光晕”则成为夕阳晚照的余晖，无可奈何的流失之后只剩下怀旧与追忆。

个人性与多元化的书写趋势在时代主潮以及物质财富的大语境之下有着不可违背的必然因素。重新从文本出发考察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力度、敏感、痛苦、韧性，可以发现其倡导的诗歌内核指向一种包容性和生长性。将时代融入个体生命以及诗歌精神书写的过程中，感发内在的对生活的热度、对生命的爱戴，这种诗性情感所承继的恰恰是诗歌自身拥有饱满生命力赖以持续发展的土壤根基。多元化不等于没有中心，多维度不等于没有内核。个人性与多元化诗歌创造期待个性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更亟待诗歌的诗性情感、抒情传统得以蕴蓄沉淀。80年代末诗歌中沉郁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书写，某种意义上是沁满泪水、饱含痛苦的余音，作为个人化和多元化诗歌写作的转折点，“反”诗歌过多消解了诗性情感中浸润的生命意识，深沉内敛的力度、敏感、痛苦、韧性，转向为纯智性和口语化诗歌的日常化写作。当诗歌淡褪诗性情感，仅仅作为一种阐述话语或表达方式而剥离了“情本体”和生命本身的热度，诗歌本身的美必然沦丧。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光晕”，只能作为怀旧和追忆的对象，不会重现。“意欲与传统决裂成了一条规则”，［10］(P153)当代诗歌致力于打磨时代的印迹，日益高涨的个人性诗歌写作扛着开放性、多元化的旌旗去刻意疏离乃至背弃诗歌的抒情传统，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层的隐忧。

［1］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 ［M］.上海:三联书店，2001.

［2］西川.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戈麦.戈麦的诗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戈麦.戈麦诗全编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多多.诺言:多多集1972－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6］萧开愚，臧棣，张曙光.中国诗歌评论: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7］王家新.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8］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法)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德)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