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武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一般读者很难把《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联系起来，其实不然，两者也有某些联系。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前者恰当而成功地摘引了部分汉代辞赋，属于锦上添花之笔。

一、《三国演义》与汉赋的文化精髓相通点:“大一统”

《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中，是“大一统”思想非常突出的一部著作。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故几百年来能把众多的中华读者从民族心理上统一起来。

《三国演义》向往统一、歌颂统一。第1回就说:“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第120回回目就是《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司马昭儿子司马炎逼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魏国宣告灭亡。后来司马炎令杜预出师伐吴，吴军溃败，孙皓效法刘禅投降了晋国，至此，三国归晋，天下统一。小说第120回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该回还强调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基本理念，显然，作者是赞扬中国作为统一的整体的。“天下归心久矣”，作者的“尊刘抑曹”其实也就是主张汉家一统天下。第120回司马炎对魏帝曹奂说，他取代曹魏，是“吾与汉家报仇，有何不可”。小说以这样的结尾语似乎告诉人们，西晋开国，取代曹魏，是替汉朝报仇，是带着汉家的影子在建国，是对汉家一统天下的“恢复”。

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在探讨《三国演义》的主题时，更是直接把向往统一作为其根本主题。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称:“《三国演义》的主旨是反分裂、求统一的思想。”［1］(P1025)沈伯俊在 《三国演义校理本》 “前言”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2］(前言)不管能否把 “向往统一”上升为根本主题，但有一点是确凿无误的，即《三国演义》有“大一统”的思想脉络，作品时不时流露出赞扬“一统天下”的“大一统”思想。

深受《三国演义》思想和艺术影响的《封神演义》，则更加明白地宣扬这种一统天下的思想。［3］(P120—123)如 《封神演义》第 19 回有“一统山河国祚长”;第67回有“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第77回有“一统华夷属道门”;第78回有“一统华夷尽属周”;第82回有“昆仑正法扶明主，山河一统属西周”;第94回有“一统华夷尽属周”。 《封神演义》多次提到“一统山河”，表明其蕴含了向往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其实，《封神演义》这种一统天下的思想就来自于《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赞扬一统天下的思想从源头上说，是与汉代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紧密相承的。

当然，史书《春秋》就有“大一统”思想。《春秋》第一条的记载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认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的“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孔子维护周天子，实际上是维护周文王所开创的大一统。董仲舒也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据此，笔者又为何不强调说，这种“大一统”思想是春秋战国时就有的呢?一，《三国演义》演绎的主要是汉末故事，自然以汉代大一统思想来解释更贴切和准确;二，西汉董仲舒在文化上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对后代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而，从文化源头上说，汉代“大一统”文化思想是《三国演义》赞扬一统天下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相对其他民族而言，华夏民族更愿意接受“大一统”的思想。其间虽然也有分裂，但华夏百姓更容易从精神、心理上接受大一统: “似乎大一统了，其人心就安定了;一天不一统，一天就心神不定”，这也就是为何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试想，汉末诸侯们都不遵从“大一统”思想，那又何必遵从汉献帝的帝号呢?正因为以遵从“大一统”思想为正确方向，所以，凡是不遵从大一统的就被视为错误，成为天下共弃甚至鄙夷的对象。也就是说，不主张大一统者就是不合时宜，不得人心;从长期讲，就是被人“口诛笔伐”进而演变到迟早要被人“真枪实弹讨伐”的对象。

而且，《三国演义》所蕴含的向往一统天下的思想，也合乎不同时代华夏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儒道知识分子的心理追求。与百姓心理相吻合，这使得百姓从心理上不反感其思想精神，愿意传播它。应该说，具备“大一统”的思想是《三国演义》实现经典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成就。

汉代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汉代辞赋，最能体现汉代辞赋成就的是散体大赋，通称“汉大赋”。它代表了汉代一代之文学，是汉代文化折射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那么，其有没有较强的“大一统”思想呢?我们不难发现，答案是肯定的。

汉大赋的首创当推枚乘的《七发》。 《七发》已体大事丰，具备了“大赋”的格式;形成一个宏阔而完整的结构，写作上铺陈夸张，运用一系列比喻和排比来层层铺叙、描写、渲染、说明同一个事物或道理。如其写道:“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惟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霓，前后骆驿，顒顒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津。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这里运用比喻，把江涛不同阶段的不同气势具体、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显现出汉大赋“铺陈辞藻”、“博大雄奇”的美学特征。后人竞相模仿《七发》“主客问答”、“敷陈七事”的写法而形成了文学史上的所谓“七体”，故《七发》在汉大赋中很有代表性，代表了汉大赋的发展方向。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汉代辞赋的顶峰之作，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艺术成就。其行文中充溢着势不可挡的刚健气势，体现了作者胸怀天下、囊括一切的时代精神;尽量展示汉帝国的强盛富有，突出体现了汉代辞赋铺张扬厉的特点，表现了汉赋作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胸怀。如其写“天子游猎之后宴乐”一段: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柔桡嫚嫚，妩媚孅弱。曳独茧之褕絏，眇阎易以卹削，便姗嫳屑，与俗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徽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描绘的场面壮观，“千人唱，万人和”，各种风姿绰约的美女萦绕跟前，排比铺陈，甚是夸张，竭力渲染了汉帝国“大一统”的盛威，具有明显的“大汉气象”。

另外，代表汉大赋杰出成就的作家还有扬雄。扬雄一生有名的四大赋是: 《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其赋具有与司马相如相似的宏大结构，也有与司马相如相似的罗列铺陈，因而被称为是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 《上林赋》等大赋的作品。他的《长杨赋》意在启迪后人充分认识汉帝国一统江山的来之不易，要励精图治，捍卫国家统一，使大一统江山永固。作品歌颂了汉武帝的武功、励精图治与雄才大略以及汉军的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体现了汉代人普遍的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和“大一统”的思想。

汉代散体大赋结构宏大，内容丰富，尤其描写辽阔的疆域、壮美的山河、丰富的物产，繁华的都市、华丽的宫室、高度发达的人文景观等都多方铺陈，辞藻华丽、绘声绘色，体现了汉赋“以大为美”的审美意识。当然，这种意识来自于汉帝国的强大国势，也来自于对汉代“大一统”体制无比优越性的感悟。由此可见，汉代辞赋气势恢宏，的确蕴涵了“大汉气象”和鲜明的“大一统”文化色彩。

作为文学经典，《三国演义》和汉代辞赋之间如果作横向比较的话，那就是它们在文化精髓上都具有“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或许具备这一特征是使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相同的思想内因。因为凡物先要被接受，才会被传播。从接受心理的角度看，恰是汉赋和《三国演义》蕴含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向往一统天下，才广泛地被人接受和传播。这种“大一统”思想，既讲究中央集权的盛威，又强调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通俗点说，就是长期以来人们传诵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无所不包的精神，而包容是为了更大范围的“统一”。总之，中国老百姓在心理上很愿意接受这种大一统思想。

从文化源头上说，中国百姓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文化思想。倘若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大一统”的思想共识，汉赋和《三国演义》即使艺术成就再高，也不会被广泛传播，成为文学经典。所以说，“大一统”思想是帮助汉赋和《三国演义》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中的汉赋:锦上添花

《三国演义》第44回载有曹植的《铜雀台赋》。这一辞赋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陈留王植传》裴松之注文转引阴澹的《魏纪》，原赋并无标题，一般称《登台赋》，是曹植《洛神赋》之外较为出名的赋，写于汉末曹操庆祝铜雀台建成宴请众宾客之际。原赋曰: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4］(P558)

小说《三国演义》摘引过来，改名为《铜雀台赋》，与故事情境自然贴切、密切相关。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云天亘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寿于东皇。御龙旗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

以上下划线的文字是原赋中没有的，属于《三国演义》增入的部分。对于小说而言，其目的不在于让读者领略所描绘的铜雀台的盛况和气势，而在于配合诸葛亮激化周瑜，推动情节的持续发展。

诸葛亮对周瑜说:“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又说:“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于是把曹植此赋朗诵了一番。当然，我们知道是诸葛亮对曹植的《登台赋》进行了窜改。他不仅改题为《铜雀台赋》，且编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把二乔解释为孙策夫人大乔和周瑜夫人小乔，自然激起了周瑜的无比愤怒。此赋有力地从侧面烘托出周瑜心胸狭窄、急躁易怒的性格特征。

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三国演义》的作者妙笔生花，经他一改动，曹植的原赋变成了《铜雀台赋》，题名与上下文诸葛亮、周瑜两人谈论铜雀台的情境相吻合。而且，内容上又突出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样又与曹操建铜雀台的目的相吻合。其借此赋成功激化周瑜抗击曹操南下，显示出诸葛亮的智慧，也使周瑜同意抵抗曹军之合情合理变得更加自然、巧妙和艺术化，顺利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故此处曹植的《铜雀台赋》成了一个载体，有利于刻画诸葛亮的智慧和周瑜的易怒，成为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的催化剂，也为后文诸葛亮成功实施“三气周瑜”之计以及周瑜之死作了铺垫，埋了伏笔。总之，曹植的《铜雀台赋》是《三国演义》“智激周瑜”情节的需要，成为小说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穿插在赤壁大战的前期故事中，正可谓有穿针引线之功能，又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叙事结构上起着支点的撬动作用。

以上可见，汉赋嵌入《三国演义》中是成功的，可谓画龙点睛。《三国演义》依据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设置汉赋，又通过汉赋把汉末演进的各个局部情节有机地组织、联系起来，故汉赋成为《三国演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当于润滑剂或前后文的重要纽带，在叙事功能、结构情节、渲染场景、烘托人物精神面貌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让读者感受到当年活生生的历史画面，使作品更加逼真生动。当然，两者更是文化属性上相通:汉赋的“大一统”文化精髓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后者成为叙事文学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汉赋对《三国演义》高超艺术技巧的形成也起到很好的维护作用，使其经典性锦上添花，从而被更多的人肯定和传颂。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M］.上海:中华书局，1963.

［2］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李建武，尹桂香.〈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影响 ［J］.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3).

［4］陈寿，裴松之 .三国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