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计”——论王安忆新世纪小说创作
2014-08-15林翠萍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4年24期
林翠萍
林翠萍/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福建宁德352100)。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我们日渐熟悉了茅盾、张爱玲、“新感觉派”等笔下的上海,批评家陈思和说,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可称其为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另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可称其为突出批判性的传统。[1]但是,自称上海这一“城市的女儿”的王安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执着而辛勤地“寻找上海”、书写上海,并显然开拓了一种新的传统:一种以女性诗情和感伤的叙述模式勾勒出日常态、市民性的都市文化的恒常性和稳定性,可称其为突出抒情性的传统。[2]
“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3]王安忆撇去浮光掠影的泡沫,脱去绮丽繁华的外衣,由庸常人生和琐碎而瓷实的日常生活建构起另一种上海形象。王安忆曾在《小说的当下处境》提出的关于小说中“生计”的问题。何为生计?“小说中 ‘生计问题’,就是人何以为衣食?讲到底,我靠什么生活。听起来是个挺没意思的事情,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但事实上,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容。”[4]如果说《长恨歌》主要展现的是城市中心的形态,还有着风月传奇和海上繁华梦的书写,那么随着富萍的脚步,王安忆带我们走进了城市的边缘空间,“在那片空旷的天空下,却行走着切肤痛痒的人生,是主人的劳动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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