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刘芳/南京晓庄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江苏南京211171）。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与中国共同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理论热点。作为中国现代化哲学理论形态的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社会——人”互动的发展理念。邓小平从全人类的认识角度出发，把发展确定为整个社会进步的主线，从社会和人的层面构筑了发展理念，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核心，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发展观。

一、问题的提出：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和反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两个尺度”应该是统一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与全过程看，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以“发展=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发展理论，在使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产业结构失衡等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这种发展观割裂了社会与人的天然联系，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逐渐成了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对此我们不得不反省和深思：社会发展难道仅仅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物质的富有就必然能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如何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社会与人的矛盾？随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传统社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批判和反思，人们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学者F·佩鲁提出一种新发展观，试图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上重新审视社会发展问题，他认为，要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传统的发展模式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却鲜少考虑经济增长背后对人的蒙蔽和吞噬，它忽略甚至排除人和人的活动因素，因而佩鲁认为，“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1]

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由于受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历史现实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失误，在考察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高度，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同时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

邓小平在思考发展问题时，既注意对历史的考察与总结，又注意实践的反馈与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的发展同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了以往传统发展观的片面性，强调“社会——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协调互动发展，从而使他的发展理论更富有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新发展理念的构建：“社会——人”协调互动发展

社会发展是一个多义性概念，不同的学科因其研究角度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指涉的社会发展有特殊的狭义界定，它指排除人自身发展之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进步态势。社会发展是一个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进步、社会公平等各领域、多方面的系统发展范畴。

邓小平在考虑社会发展问题时，首先提出社会发展应该重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大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强调指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6]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为其他系统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针对如何发展经济，邓小平又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搞改革开放难免冒风险，出差错，“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7]

作为一名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社会的发展，仅仅偏重于经济领域的增长是得不偿失的，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社会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而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单打一”，“不能顾此失彼”，“要综合平衡”。[9]因而，邓小平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相互作用上，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和“关键是人”两方面的结合上，逐渐形成了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人”协调互动的发展理念。

人是社会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而人又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只有社会与人协调互动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邓小平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生活中切实地将人的发展规定为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每一步都落实到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上。他不仅关注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更强调人在社会关系、精神需要和道德水平上的提高。“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0]“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1]要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邓小平认为要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和教育两个法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2]只有在科技进步、教育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毫无联系、相互割裂的两个方面，邓小平在阐述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社会交互影响的整体发展思维模式，一方面从“物”的层面上对我国现实状况进行客观估计，强调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本质的目的，通过满足人自身的需要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从“人”的层面上强调以人的发展为终极价值去考量社会发展问题，通过社会的发展进步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三、实践：“社会——人”协调发展的基础

社会进步是客观历史趋势与人的价值追求的统一。但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会产生分离现象，这种分离既是必然的又是暂时的，两者的统一是总的趋势。其统一的现实基础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不仅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使现实的个人成为对象性存在的个人。一方面，人通过实践即对象化活动不断地创造和占有对象，将其变成自己的客体；另一方面，人能够在实践中自我确立主体的力量，充分发展人之为人的对象性能力，实现自我全面发展。其次，物质生产实践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根据，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人为了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与满足精神享受的资料，同时又产生出新的需要。人类反反复复所进行的一系列追求物质财富和文化价值的实践活动，都是从满足自身的需要出发的。因而，实践活动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革命的、能动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提出“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3]，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具体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找到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手段，开创了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实践的现实性力量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还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又逐渐将实践标准具体化，提出了衡量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他重视实践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将“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化于发展思想之中，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人”协调互动的发展理念。

总之，把“实践”作为发展的契机和基础，将“社会发展”（生产力状况、体制建设、科技水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自身结构、文化素质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思维方式在发展观上的重要特征与表现，显示了唯物性、辩证性与全面性，这也是邓小平发展理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实践效应的内在根源。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离、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客观条件，决定并影响人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既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就是基于对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社会——人”协调互动的发展观，是以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开拓，又是对未来新发展理念的探索和追求，它实现了我国社会发展与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 （法）F·佩鲁.新发展观［M］.华夏出版社，1987：175.

[2][3][4][5][6][11][12][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64.380.225.370.375.120.274—275.28.

[7][8][9][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38.249—25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