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萍

（山西师范大学 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 临汾 041000）

《国风·鄘风·鹑之奔奔》，出自《诗经》国风篇。诗文的内容如下：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关于《鹑之奔奔》的诗旨问题，历来有不同见解。

一、历来诗旨集评

（一）讽刺说

1、刺宣姜说

《诗序》云：“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郑笺云：“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不如禽鸟。”对于“只刺宣姜，而未言公子顽”这一质疑，唐孔颖作疏：“顽与宣姜共为此恶，而独为刺宣姜者，以宣姜卫之小君，当母仪一国，而与子淫，尤为不可。”［1］113宋李樗《毛詩集解》也表示认同：“宣姜通于公子顽，卫人恶之。故作是诗以刺之，言宣姜之行，反鹑鹊之不若也。”[2]宋范处义更在《诗补传》中提出：“序止刺宣姜不及公子顽。盖所谓，不可道也，然鹑鹊之不若，则顽固在其中矣。”[3]刺宣姜之说，得到多位学者认同，如宋代学者朱子《诗经集传》、段昌武《毛诗集解》；元代学者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明代学者梁寅《诗演义》、胡广《诗传大全》、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张次仲《待轩诗记》、朱朝瑛《读诗略记》；清代学者桐城钱澄之《田间诗学》、吴江朱鹤龄《诗经通义》、吴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太仆寺少卿严虞惇《读诗质疑》等等。

2、刺宣姜与公子顽说

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认为：“鹑之奔奔，国人刺宣姜并及公子顽也，奔奔彊彊，皆有介特（单身）之意。”[4]12元代许谦在《诗集传名物钞》指出：“刺宣姜，子顽。”[5]52明朝梁寅《诗演义》：“刺宣姜与公子顽，非匹耦而相从也。”[6]

3、刺宣公说

宋严粲的《诗缉》肯定了诗有刺宣姜之说，但从时间问题上提出：“《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皆刺宣姜，知此非宣姜者，宣姜淫乱，在宣公既卒之后，此言公与夫人，并为淫乱，知非宣姜，此時特为公所要，耳有弥济盈。”[7]指出宣公淫乱，应刺之。明代季本《诗说解颐正释》指出《鹑之奔奔》是卫惠公被逐出，公子黔牟在位时所作，又黔牟与公子顽为同母兄弟，指责兄弟，是“中构之言”，家丑不可外扬。此外，孟子有言：“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在当时重视手足之爱的时代，揭露兄弟丑事是极其不仁道的。因此他指出应是宣公新台之事，有感而发，揭露宣公劣迹所作。

4、刺惠公说

元代刘玉汝《诗纘绪》认为“此诗虽曰以刺顽姜，亦以讥惠公与在位者，意谓顽恶，而惠公反以为兄，而亲之姜淫而在位者，反以为小君而尊之，是卫之君臣。”[8]明代朱谋?《诗故》则认为，刺惠公不能“防闲”，造成姜顽之果。清顾镇《虞东学诗》同意以上二者的观点。

此外，还有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刺“当时士庶之有淫乱者”，何焯《义门读书记》指出伯有所作《鹑之奔奔》意在刺赵武，“言谁执晋政，而不辨姓也。”[9]137

（二）垂戒说

胡安国在《春秋传》中通过刘奕与杨时的对话，很好的解释了《鹑之奔奔》没被孔子所删的原因，即是为“卫为狄所灭之因”。进而揭示出古诗的垂示警戒作用。对于此种观点，宋代的朱子《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段昌武《毛诗集解》、严粲《诗缉》；元代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通》；明胡广《诗传大全》、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及清严虞惇《读诗质疑》表示赞同。

（三）国耻说

宋人严粲在《诗缉》中，认为“我以为君”为国耻。明人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则进一步从诗的结构分别提出“我以为兄，为惠公耻之也；我以为君，为国人耻之也”两层含义。

（四）君命说

该主旨主要引自孔子之说，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句话是说君命之重。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专辙，君之出命，不可不慎。”而我以为君，君又无良，《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从下化，卫风风气糜烂。因此本正则末从，君命正，国家方能昌盛。

二、诗旨新探

关于以上四种说法，笔者认为，“刺宣姜说”是作诗的直接目的，“垂戒说”是诗写作的最终目的，即诗旨。诗共两章，前两句顺序不同，内容不同，以鹑和鹊两种动物起兴，鹑和鹊“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以此美好景象反衬下文所讽刺内容，范处义称之为“此以美而显其恶也”。[3]既然讽刺对象本不是配偶，就不能相伴相随。据学者争论的焦点，即该讽刺事件是宣公强占宣姜，或是公子顽与宣姜的不伦之婚。

从时间上说，宣公强占宣姜先于公子顽与宣姜成婚。《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十八年（前701年）初，宣公立公子伋为太子，并为太子娶妻。在未拜堂之前，宣公见所娶女子美貌，就自娶其女，立为夫人，即为宣姜。宣公强娶宣姜之后第二年，宣公驾崩（前700年）。宣公死后，惠公（公子朔）即位（前699年）。[10]1593《左传》：“初恵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公子顽）烝于宣姜，不可，强之。”[11]266可推测出，惠公被逐出卫国之前，在位三年，而在此期间，公子顽已经与宣姜在一起了。《鹑之奔奔》创作时间已不详，但是可以大致推测其创作的时间范围，那么其应该在惠公立为国君之后。

宋人章如愚编写的《群书考索续集》有记：“邶鄘卫商几内地，武王伐纣，以其京師封纣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监，自纣城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成王灭三监，封康叔于卫，后世并二国，而有之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变风始作，各从其国，本而异之，为《邶》《鄘》《卫》之诗。自顷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诗者，六成已下无诗变诗以事为次，诸变诗一君有数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后为次，故卫宣公先烝于夷姜，后纳伋妻，《邶》诗先《匏有苦叶》，后次《新台》，是以事先后为次也。举此而言，则其余皆以事次也。《墙有茨》、《鹑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间之编篇之意，或以事义相类或以先后相。”[12]30《邶》《鄘》《卫》诗大部分是以事情的先后发生顺序而记录的。《柏舟》是描述卫共伯与其妻子的山盟海誓，《墙有茨》是卫人讽刺公子顽与母（宣姜）的丑闻，《君子偕老》是讽刺卫夫人宣姜淫乱之事，《桑中》是指卫王室风气糜烂，《定之方中》之后是写卫文公之后的事情。根据诗创作的时间顺序，《鹑之奔奔》的顺序为第五位，之前《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都围绕宣姜作为被刺对象而作，那么《鹑之奔奔》也该如此。如果换成以“刺宣公”为主旨，那么其次序应该在《墙有茨》之前。

从内容上说，文中涉及四个不明指代对象的代词，即“人”“我”“君”“兄”。笔者认为第一章的“人”与“兄”指代相同，同理，第二章的“人”与“君”亦然。根据《诗序》云：“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1]113郑笺：“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不如禽鸟。人之行无一善者，我君反以为兄，君谓惠公。”[1]113可知第一章我是惠公，兄=人=公子顽；第二章我是卫人，君=人=宣姜。除却“君”可作“国之小君”之意，又《易·家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13]214即子称父母为君。君，亦有女君之意。因此笔者认为作者应该在两章中保持同一性，即此诗的作者卫人是惠公，或卫人假借惠公所言。又因为宣姜是惠公之母，况且《左传》记载：“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11]266此为国家丑事，不宜宣扬，所以此诗应为卫人假借惠公所作。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人=兄=君=宣姜。玄子曰：“此娣妾之詩，兄、女兄、君、女君，皆谓宣姜也。”按《孟子》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是娣于姊得称兄矣。”《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娣于嫡，得称君矣。”[13]319因此尔陆氏认为“我”即是宣姜之妹与妾。《毛诗集解》已经指出此种说法的错误。《诗序》曰：“卫人刺之亦犹《墙有茨》序言，因此卫人刺之不必专指妹与妾也。”[1]113另《史记》曰：“卫自惠公朔谗杀太子，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败之，是惠公乃国人所深疾也。”因此，此诗应为国人假借惠公之语所作。如果所刺之人是宣公，则人=兄=君=宣公，则“我”为宣公之弟，即作者。据《左传》得知卫庄公之子交于左右公子洩、职教育，孔颖达疏云：“此左右公子，宣公之兄弟也。”也就是说公子洩与公子职可能为《鹑之奔奔》的作者。那么此诗应该作于宣公即位并霸占宣姜之后。这与《鹑之奔奔》的诗序不符，因此排除这一情况。

“垂戒说”是诗的最终目的，即最主要诗旨。朱熹在《诗经集传》原序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則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征之，是亦所以为教也。……（国风）是以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备观省而垂监戒耳。”[14]1可知《诗经》所作原因是人有渴望表达的欲望，而诗之创作目的是其教化之意。国风的用途在于考风俗美恶，知政治得失。而鄘风作为十三变风之一的用途即是垂戒，可以说鄘风之一的《鹑之奔奔》也应有此目的。此外宣公、惠公之时，正是卫国朝廷混乱之时，父子理丧、君臣义亡、兄弟恩绝、夫妇义废、长幼序灭，正如《毛诗集解》云：“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乱成风，不可止也。”此种情形，为北方狄人入侵卫国提供了机会。《胡传》杨时有云：“此载卫为戎狄所灭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考于历代，凡淫乱者，未有不至于杀身败家而亡其国者也。然后知古诗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献，议乞于经筵，不以国風进读者，殊失圣经之旨矣。”[15]则此诗重在揭露北方戎狄侵略卫国之原因。再者，《鹑之奔奔》作为淫诗，未被删除，孔子取之而曰：“放郑声者，非取其诗之义与其音也，不没其实著，其召乱亡国之本，如春秋逆乱之事，屡书特书，皆所以垂劝戒，正性情也，其为放也深矣。”又三山李氏曰：“淫乱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监戒也。”可见，《鹑之奔奔》的诗旨意在给后世以警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刺宣姜”是《鹑之奔奔》的内容，但绝非其最主要的诗旨，只是陈述宣姜与公子顽淫乱之事，予以讥讽。而“垂戒之说”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昌盛问题，将卫国之所以灭亡的经验与教训记录，并警告后世，才是此诗的诗旨。

［1］（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李樗，黃櫄.毛詩集解［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范处义.诗补传（卷十五）［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许谦.诗集传名物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梁寅.诗演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严粲.诗缉［M］.广文书局,1983.

［8］刘玉汝.诗纘绪［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1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4］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胡安国.胡氏春秋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