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海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山西 榆次 030600）

一、庚款留学的由来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借口保护使馆安全而发动了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与英、俄、德、法、美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定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合2400多万美元)，超出战争实际损失1100多万美元。

以致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904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当时驻美公使梁诚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与美国交涉，同时报告给清政府。他提出了退款兴学的建议，“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梁诚的想法，正好符合了美国的心意。梁诚还广泛游说，重点是深入美国各大学，赢得了一些大学校长的支持。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于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通过教育当时的中国青年，从而为美国培养一批支配中国的可用人才。这也击中了美国的要害。那时正是中国学生纷纷前往日本留学的高峰。1907年2月，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达17860人，而自从留美幼童撤回后，近3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寥寥无几。中国学生的留日高潮,引起美国人的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争取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性。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以资助中国学生留美。根据中美双方的协定，从1909年开始，前四年中国每年向美国派出100名留学生，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名，直到用完全部退还的庚款。这就是近代教育史上长达40年的“庚款留学”。

继美国之后，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

二、庚款留学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退还庚款，兴办留学教育，其目的是利用留学生归国后的影响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影响，按照他们的意图改造中国。然而，庚款留学生们化国耻为动力，学成回国后，将全部的情感、智慧和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报效祖国的事业中，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教育和科学技术两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

1、为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才。

20世纪早期，中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3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共200多人，且大多是聘请的外籍教师。庚款留学生们学成回国后，大部分积极投身到教育领域，改变了师资缺乏的局面。据统计：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归国者共516人，回国后在学校任教职者178人，约占34.5%。其中，在高等学校任教职者155人，占30%。[1]到1925年，清华大学留美归国的学生,其中到教育界供职的占33.78%，[2]是所从事职业当中最多的。

在大学的创立和建设过程中，他们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因为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有的担任大学的教授，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如叶企孙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先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等。

有的担任大学的领导，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据统计，在30年代，全国大学校长90%以上都是留学生担任的。1949年以前，庚款留美毕业生任大学校长、院长者有39人，系主任者63人，教务长11人。[3]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的校长杨石先、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上海南洋大学的教务处长周仁等。正是因为留学生的特殊作用，“中国教育在从旧式体制向新式体制的过渡中，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旧制”[4]其中的留学生绝大数是庚款留学生。

2、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和科研体系的完备。

20世纪早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初创阶段，不仅高校数目少，而且学科设置单一，学术研究薄弱。如北洋大学，仅仅有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五个专业；清华大学，国学部开设的课程只有中国地理、博物、国学等几门。西学部更是简单的照搬照抄美国教材，以英语训练为主。庚款留学生学成归来后，学习国外先进的学科划分体系与系科设置经验，开设了一些新兴的学科和课程，比如清华大学的杨光弼创立了化学系，叶企孙创立了物理系和理学院；姜立夫创办南开大学算学系；梁思成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竺可桢在南京高师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并在武昌高师首开博物地理、天文气象课程系；刘廷芳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教育测验、教育心理等课程；陈鹤琴、廖世承等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心理系，开设测验课程，这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属首创。

另一方面，也将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国内各高校的科学研究中，兴建了一大批新型的实验室、研究室，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统一。如张耀翔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创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叶企孙创立了物理系磁学研究室；顾毓琇创建了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杨石先创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系统研究有机磷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高效农药等。

3、推动了教育改革的开展。

庚款留学生将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理念、理论带回国内，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最典型的是梅贻琦，作为第一批直接留美生，也是最早回国的庚款生。1914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提出了“大学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和“教授治校”的方针。”将这一指导思想有效地贯彻下去，成立了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主要对教师教学科研及学生学风方案进行审议；对学生学习成绩及学位的授予进行审核；对各院的院长及教务长进行推荐。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吴有训、周培源、吴晗、潘光旦等，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数以百计的大师的到来，使清华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在他们的教诲下，新一批的大师级人物又不断从这里产生。同时秉承“民主治校”的思想，来进行学校的行政管理。梅贻琦还确立了大学应该注重对学生“人格”全面培养的教学理念，对以后乃至今天的高等教育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二、推动了学制的改革。1922年，由庚款留美学生主持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参照美国学制提出了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此学制被称为壬戌学制，又被称为“六三三制”。其特点是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来划分不同的教育阶段，其中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新学制的出台，表明中国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体系的基本确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该学制公布后，除进行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

第三、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局面。陶行知不顾杜威的挽留，回国后首先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8岁的他首倡男女同校。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顶住压力，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100多人投考，最后录取了8人，旁听的录取了50人。录取后，整个学校的风气就有所改变，比以往大有生机，实际收到了阴阳调和，男女同校的好处。开中国教育改革先河，具有划时代意义。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影响，1922年，全国28所大学开始纷纷招收女生。

（二）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庚款留学生们回国后，更是起到了拓荒者、奠基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填补了中国一项又一项科学技术的空白。

1、培养了大批科技精英。

庚款留美之初，清政府与美国商定,留美学生中80%学习物理、化学、矿业、机械工程、铁路工程等,20%学政治、法律、师范、财经等，所以庚款留学生中，学习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的一直占据很大的比例。1909年的47名庚款留美生中，学理工农医的有39人，1910年的70名庚款留美生中有65人学理工农医[5]，这些人自然就成为我国科技领域难得的人才。如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钱伟长等；化学家杨石先、侯德榜；数学家胡明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才的涌现，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传播了大量的科技知识。

许多留美生随着在国外的学习，渐渐认识到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于是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念头，决议创办杂志，向国人宣传科学。随后于1914年，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等九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起发行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该杂志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符号，并以全世界通行的从左到右的横排方式印刷，令人耳目一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杂志。1915年，《科学》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刊登发表了大量科学知识、科学理念和科学教育论文，如任鸿隽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胡明复的《万有引力之定律》、杨铨译著的《爱因斯坦相对说》、竺可桢的《航空与天气》、严济慈的《在当代物理学中的确定率与因果率》等。

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成立，三年之后迁回国内，国内外大批科技精英聚集于此，相继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科学史丛书》等刊物，并成立了明复图书馆、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举办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为宣传科学和早期的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庚款留学生还先后成立了中国农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科学知识通过这些学会的专门的刊物得以传播。

正是这些科技团体、学会的建立使近代科技知识得以广泛传播。

3、推动了科学研究和探索活动的开展。

1928年，我国第一个从事近代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内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等十多个研究所，其中竺可桢、周仁、王家辑等分别领衔气象、工程、动植物各研究所。

竺可桢,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近代气象学研究的学者。在他主持下,1928年，在南京组建了第一个气象站，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观测站和100多个余量观测站，使中国的气象事业略具雏形，促进了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我国第一个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曾攻读于哈佛大学。回国后应聘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主持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殷墟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的器物与甲骨，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马可波罗曾惊叹中国城市和建筑，但真正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并将它介绍到世界的则是从梁思成开始。1928年，梁思成留美回国，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花了七年功夫，写成了《清式营造学》，跑遍全国200多个县，收集了大量资料，写成了《中国建筑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致力于北京古都和全国文物古迹的保护，还主持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令世界震惊的重大发现和伟大创举，大多出自于回国后的庚款留学生之手。

1957年12月10日，令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一起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的领奖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世界科学的最高荣誉奖。

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翁文波从留学开始就为此奋斗着，学习之余，自己研制了一部重力仪（利用地球的重力来进行探矿的仪器）。回国后，带着重力仪和新研制的测井仪，来到玉门关，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多项第一。最为重要的是，他运用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的生油理论，准确地勾画出了中国石油远景分布图，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为全国陆地和海上石油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66年开始又转向了天灾预测，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他创立了与传统的统计预测完全不同的信息预测理论，成为中国天灾预测的一代宗师。据统计，他共做过252次有资料记录的各种预测，包括地震、干旱等国内外预测，其中211次基本上是成功的，成功率达83.73%。

1965年9月17日，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牛胰岛素，在中国上海诞生，在当时世界上产生了很大震动。“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因此，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意义就可想而知了。为完成此壮举，庚款留学回国的王应睐和邹永鲁，作为项目主持人，功不可没。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使中国真正开始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而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科学家，其中21人有着留学经历，而庚款留学生又占了13人。

正是因为庚款留学生对科学的大胆实践，为日后中国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结束，庚款留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是西方列强所始料不及的。

［1］［5］曹欣欣.试论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下）［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8.

［2］徐鲁航.“庚款留学”在中国的主要影响［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9（2）：54-60.

［3］［4］周棉、李冲.论庚款留学［J］.江海学刊 2007（5）：16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