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艳红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思政基础教育部，四川 成都611130）

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它们多数依附于各种军队，散布于全台各地，为身历烽火流离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眷提供遮风蔽雨之处。一直以来，眷村人被烙上了“外省人”的身份，台湾人把他们看成为“大陆人”，而大陆人则把他们看成为“台胞”。外省籍生活在台湾，但不被台湾本土所认同，没有家国的概念。于是，眷村作家，也就是外省作家，也难以清楚而确定地认同自己，他们通过在作品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来表达自我认同的焦虑。

一、自我认同的焦虑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认为，“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全部特质及其组合，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如果一个人要在日常世界中与他人保持有规则的互动，那么其个人经历就不能全然是虚构的。因此，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主张：他者是自我与自身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人。所有的认同都是仰赖排除，是仰赖“他者”（theother），透过“他者”，个人才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自己属于哪些而不属于哪些群体，可以说，“是谁”是由“不是谁”所定义的。

因此，眷村人生活在台湾，却被台湾看作是外省籍，不被台湾本土所认同，他们对于自己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自己是谁，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对自我的认同越来越矛盾，焦虑一直萦绕在眷村人的心底。眷村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细腻地体现了这种焦虑。

（一）用身份的迷失来书写焦虑

朱天心曾经在《文化批判论坛》中坦白地说出认同问题在她心中很早便已产生，也深思了许多年。她的眷村小说常常呈现出她本人对认同问题的心理状况和意识型态，还露出无可奈何的身份危机。她感觉到这种危机不仅是她个人的，而且是同时代一起生活过的眷村外省子弟共有的。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小说探讨一位在眷村中成长的外省女孩的心路历程及眷村文化的变迁。小说将居民的心情、失根状态描写得十分细腻。这群在大陆人眼中的台胞，在台湾人眼中的外省人，正面临着无法定位、无所归属、无从调适的命运。对外省第二代而言，“中国”从未踏过的土地就像是神话般遥远；反观“台湾”乃是自己双脚所立足之地，在这块土地出生而成长。朱天心写道：得以返乡探亲的那一刻，才发现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而回到活了四十年的岛上，又动辄被认为“你们外省人”，因此有为小孩说说故事习惯的人，这样的情态迟早也会在伊索寓言故事里发现，自己正如那只徘徊于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1］（P94）用“徘徊于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来自诩，可以说非常形象而直白的透露了作家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和焦虑。“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原来，那时让她大为不解的空气中无时不在浮动的焦躁、不安，并非出于青春期无法压抑的骚动的泛滥，而仅仅只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1］（P79）

同时，从小离开父母寄居外公家的朱天心，在描述儿时成长经验的小说《绿竹引》中，可以见到小女孩的害羞与不安。《绿竹引》中的小女孩“我”，就是朱天心的化身，刚刚回到爸妈身边，连国语都说的不好，而梦里出现的画面总是：“到处都是白濛濛的雾。有一个小人细细的声音飘呀飘的，路边一朵小黄花，没人摘呀没人采，自己会长大……”［2］梦境里的画面，是她的不安，她想回到妈妈和姐姐身边。小人细细的声音，是小女孩心灵深处的真实感受和恐惧。在外公家成长的经验，使她焦虑和害怕分离，使她渴望回到父母身边，即使是后来回到了父母身边同住，那细细的声音仍不断的出现。小女孩的焦虑其实就是朱天心的焦虑，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使她不安，总想回到妈妈身边。就如同眷村外省第一代，没有在台湾长大，始终觉得自己融入不了台湾人这个身份，而外省第二代从小没有在大陆生活，对父母口中的祖国大陆丝毫没有家国的概念。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眷村人的迷惘和迷思。

（二）用同性恋叙述来表现焦虑

朱天文在表现这种焦虑情绪的时候，则可以从她的同性恋叙述来体现。她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到：“《荒人手记》是借着“同性恋”的特殊性，表达我对情色爱欲的独特看法；从头到尾可能只有我的人生观、爱情观。”也就是说，荒人的想法在某些程度上等同于作者本身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认为，荒人对自身同志情欲的不安，也可以说是朱天文对自己这个“外省人”身份认同的不安和焦虑。荒人曾说：“那个幸福的年代，只有相信，不知怀疑。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帝做在天庭里，人间都和平了……”荒人此处的“身份认同”，可以看做并非仅仅是“同性恋”的认同，更暗示了朱天文在当时台湾政治权力重新分配下对“省籍”身份的认同问题。“我终于了悟，过去我渴望能亲履之地，那魂牵梦绕的所在，根本，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那不可企求之地，从来就只活于文字之中的啊。”［3］另一方面，朱天文以南朝遗民自居，为了那个“不可企求之地”而“饱涨了乡愁和悔憾”。文化中国的想像始终萦绕不去，“因此，只好逃遁。同性恋者无祖国。岂止无祖国。违规者，游移性，非社会化，叛教徒，我们恐怕也是无父祖。所以是无父的社会吗？……死去的先人啊。”［4］朱天文在此借用同性恋反国族的立场，转喻眷村第二代的愤懑。在政治现实转变的矛盾冲突下，在国族认同上的焦虑，可见一斑。

（三）用“死亡准备”来逃避焦虑

《古都》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认同焦虑，就如朱天心自己所言：“我在这里出生，除了旅游之外也没有离开台湾，我不属于台湾，要属于哪里？”《古都》中的《拉曼查志士》以第一人称的“我”为叙述主体，仔细推敲后便可知这位男性作家即是朱天心本身的化身。在一次突发的心脏缺氧之后，便开始为不可预知的死亡积极做准备。她这种忧虑，是她对社会现状的控诉，“你是这样的不被信任，不被庞大逼人的体制信任并接纳，所以你心虚，所以你怯懦，尽管你可能颇有能力、也不懒惰、甚至不一定贫穷，起码不是不缴税的乞丐或流浪汉。”［5］“我”对死亡的准备，也是此时朱天心退居社会边缘的无奈与感概，对身份认同的强力焦虑与辩证。

二、出走情结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大陆文学还是台湾文学，或是外国文学，许多研究者都研究了关于出走的情结，例如巴金《家》中觉慧的出走，《雷雨》中周萍的出走，甚至《玩偶》中娜拉的出走等等。出走情结，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对家园的回归。在出走与回归中徘徊，有抗争，也是无奈，更是思索。外省第二代也即眷村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显露的是对两个家乡的思索痕迹。在许多作品中，仍然有着浓厚的出走情结，这种出走，与一般的出走相比较，似乎又有着更多的内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因为向往村外的世界而出走

尤其是眷村第二代儿女们，想要走出“篱笆”内的世界，憧憬着村外的美好世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从小在父辈的教诲下，对家国的概念其实是虚幻的，远不如眼前的世界来得现实，于是纷纷离“村”出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朱天心以一个没有名字的“她”作为叙事者：“她”企图以各种方式融入她的“眷村兄弟们”，这些从小到大朝夕相处的兄弟们，几乎是“她”童年的全部。在和死党交换秘密、憧憬未来白马王子的形象时，她说：“只要是眷村男孩就好”。凸显了“她”和其他人的区别。这是一种几近信仰式的迷恋，是非“眷村”女孩们难以想象的情愫。其他男孩女孩们都极力想摆脱“眷村”的束缚，她所熟悉的兄弟姊妹们，没有一人没有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书念得好的，家里也愿意借债支持的就出国深造，念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离开；大女孩念不来书的，拜越战之赐，好多嫁了美军得以出国，或是跟着拍片的工作队，头也不回地离开。

（二）因为渴望融入台湾这个社会而出走

在作品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实也是他们想融入这个社会，即使在他们融入社会的路途中，会有种种阻碍，但眷村儿女们深知，他们最终仍将而且必须得融入眼前这个称他们为“外省人”的社会。《古都》中，《拉曼查志士》延续老灵魂在《预知死亡纪事》中对于死亡的狂想，未雨绸缪地企图左右人们对于人生盖棺定论的判断，这些或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或对往日生活的缅怀，是精神的“出走”。《古都》女主人公收到昔日手帕之交的一封传真，两人相约至日本京都相见，却又阴错阳差地只身回到台北，被当作日本观光客看待，手持殖民地地图独自回顾“台北古都”，将京都与台北的今昔相互对照。站在熙来攘往的台北街头，心中的感慨岂是陌生、孤独可以形容？《漫游者》中《五月的蓝色月亮》里，她更将游走的足迹扩及世界各地，甚至“走在文明和野蛮交接处，历史与地理的洪荒，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尽头还有龙，走着走着，肉体和灵魂在大难中失散了，走着走着变成了幽灵”。［6］这人生之旅，是生之旅、也是死之旅。小说中的游走主题，便不断地与死亡交错互动；而人存在于迷离的时空界线里，也往往因为现实与梦境的多重交错，呈现出真假难辨、虚实不明的人生过程。因此，朱天心在《梦一途》中不断游走、徘徊于现实和梦境之间，最后竟迷失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这种游走，既有迷离，同时又有着对“走”的渴望。他们想通过探索，走入这个社会，可是，却总是阴差阳错，徘徊不前。

（三）因为渴望最终的回归而出走

这种出走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回归的欲望，希望回归到属于自己的家国，属于自己的身份，不再是边缘人。对于眷村的父辈们来说，他们思念的更多的是彼岸那个生育养育他们的土地，而眷村二代却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被台湾本省所认可，希望回归到那个他们心目中的社会。

其实，在《漫游者》的各篇章中，总是呈现出“游走结构”：其东……其西……其南……其北……而所有的漫游历程，都是为了“回归”，为了寻找一个永恒的栖息之地。看似“出走”，事实上是“回归”，因为回归是人最真诚素朴的追寻。《古都》里古迹巡礼般的游走于京都与台北之间，更是以空间上的“出走”换取精神上的“回归”。朱天心说：那将是你日后的栖息之地，当你的灵魂像该地农民至今仍相信的——缓缓如同一朵白云自口中吐出时，立时，才不会以候鸟慢飞的速度，立时冻结在这洞窟的某黑暗处，真正、真正沉酣着，冬眠着。这“日后的栖息之地”，正是朱天心一再追寻的永恒的栖地。走过的人生，终究会回归，或回归于无形，或回归于永恒。而“出走”原本是“回归”的起点。

就如萨伊德在《知识份子论》中所说：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来几乎不值得。你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直待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7］（P99）

离开故乡就无以为家，无论你多么努力融入都只是徒然。外省第一代离乡背井却又无法返乡的心情即是如此；身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文、朱天心，从小生长于台湾这块土地上，也从未在父亲口中的家乡待过，却不断被质疑是否认同台湾而不受台湾本土意识所认同。时移过往之后，原先居于主流位置的地位被迫变成畸零族群，尴尬的身份和处境让她变成了萨伊德口中的“流亡者”。而流亡者，内心深处的回归意识是何等的强烈，只有她自己知晓。

综上所述，在眷村作家的作品下，无不渗透着家国的概念，细微之处透露着是对家乡的思索，是渴望得到认同的深情流露。在作品中有迷茫、有尴尬、有迷思，但是他们都渴望融入台湾这个社会，渴望得到台湾的认可，于是用出走来表达自己最终回归的愿望。因此，无论是眷村人自我认同的焦虑还是出走情结，笔者认为，都是因为眷村这个特殊身份，这个敏感而无法摆脱的现实。这种矛盾的内心处处体现在姐妹两人的作品中，也代表了眷村人特有的心理。

［1］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

［2］朱天心.方舟上的日子·绿竹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朱天文.荒人手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4］陈光达.朱天心：我不属于台湾，要属于哪里？［J］.新新闻周报，1997，（559）.

［5］朱天心.古都·拉曼查志士［M］.台北：印刻出版社，2002.

［6］黄锦树.悼祭之书［A］.朱天心.漫游者［C］.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7］〔美〕艾德华·萨伊德.知识份子论［M］.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