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英

（徐州医学院 公共教育学院，江苏 徐州221006）

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上层社会的贤德淑良、温柔美丽的女子，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却贫穷、低微、瘦小，但拥有一颗顽强、勇敢的心灵。继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在欧洲备受推崇，西方主体哲学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近现代时期张扬“自我意识”与“个性自由”，这种理性主义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富于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体现，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只身一人，凭借自身智慧和坚强意志与自然抗争。但20世纪初期以来，当代主体哲学对这种“绝对自给自足式”的主体精神进行了反思与批评，认为这种主体意识片面强调理性认知，强调个体自我，缺乏群体意识，势必产生“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体主义”，并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当代主体哲学认为，只有在“关系本体论”的框架下，让“自我”与“他我”并在，才能摆脱自我意识构造物的困境，并强调只有在“自我”与“他我”的“主体间性”中，人的自我才能得到“确证”，实现自我同一性，即对自我的确证。［1］（P80）在当代哲学中，伽达默尔的“视阈融合”和“对话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马丁·布伯的“关系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社会理论，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个性理论”，马利坦的“全整的人道主义”无不关涉到这种主体间性的主体生成。［2］（P318）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的主体自我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人性的关照，认为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在两性婚姻、家庭式群体和宗教信仰中，即女性关涉的主要社会领域中发展并壮大的。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简·爱》中，简·爱从极具反抗精神的孤儿，到最终成长为婚姻、亲友群体、宗教群体中的多重身份个体，其主体的生成趋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夏洛蒂对美好生活和女性多角度发展的诉求。下面我们将以主体间性因素为线索分析简·爱的成长之旅，以求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其主体建构过程。

一、主体意识的萌芽

主体意识是主体建构的第一步，当个体能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便开始了最初的自我意识。［3］（P11）父母双亡的简·爱是在舅妈家意识到自己的孤儿身份的，表兄的打骂，舅妈的厌恶，佣人的冷漠，既让幼小的简·爱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又在心中升腾起“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十岁时简·爱被送进罗沃德慈善学校，遇见了对她一生施加积极影响的两个人：海伦·彭斯和坦普尔小姐。海伦像姐姐一样关心简·爱，而坦普尔小姐则扮演了母亲和家庭教师的角色。这是简·爱生活中第一次心灵中的“自我”与“他人”的交往。海伦·彭斯为简·爱的灵魂注入了宽恕和克己的精神：“要爱你们的仇敌，对诅咒你们的人，要为他祝福，对恨你们、凌辱你们的人，要待他好”。［4］（P55）此时的简·爱是年幼的，对海伦的话是“不能理解的，无法明白的”。［4］（P53）“要是你对那些强横霸道的人，总是客客气气，那坏人就会为所欲为……要是无缘无故挨打，那我们就要狠狠还击，狠到可以教训那个打我们的人再也不这样干了”。［4］（P55）尽管如此，海伦的话语还是对简·爱产生了影响：“我不能理解这信条……不过我仍觉得海伦是根据一种我所看不见的眼光来考虑事情的，我怀疑她可能对，我不对”。［4］（P53）主体会在“扬弃”的作用下不断扩张自身的边界，即人的自我会通过另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才能认识自身，尽管当时不能接受，但会以差异的形式被内化、整合，最终超越原来的自我，不断更新发展。［5］（P6－9）多年后，在简·爱对舅妈的态度变化中可看出海伦对她的影响：幼时的简曾对舅妈里德太太公然表示，要以怨报怨，并发誓记恨她终生。而当简再次探望临终前的舅妈，却说道：“你得到了我的完全宽恕。现在请求上帝的宽恕，安心吧。”［4］（P238）另一个对简·爱施加了积极影响的是坦普尔小姐。对简·爱来说，她是公正和慈爱的化身。简·爱被主管这所学校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指责为“撒谎者”、“被上帝遗弃者”，［4］（P63－64）但坦普尔小姐澄清了对她的诋毁，使简·爱能够以优秀的表现重获大家的尊重。坦普尔小姐对简·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简·爱在后来的生活中，总能感到“一种内在力量”让她能够“在危机关头”“坚持原则和法规”，在“事情复杂纷乱，激情与诱惑让人盲目冲动的时刻”能够大大方方、平平静静应付发生的一切，她将之归功于从坦普尔小姐身上所学到的“和谐的思想”“将情感服从有益的纪律方面的规训”。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可以说简·爱与海伦和坦普尔小姐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因为在这种关系中，简·爱是依赖的，甚至是“虚己”的，没有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发展是缓慢的，不明显的。只有当主体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识到他与人的差异，自我不断扬弃，才能进入主体发展的快速阶段。但依赖意识并不是自我意识的消失，而是当个体在现实中受挫，当他人对自己的困境起到解脱或搭救作用，使自我逐渐意识到了他人的力量巨大，就会产生依赖与崇拜意识。在“他人崇拜”的意识里潜藏着更高级的主体意识，预示着对真理的探求。简·爱的依赖意识，持续到坦普尔小姐结婚离去才结束。简·爱突然发现：“坦普尔小姐带走了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宁静气息，现在我又恢复了自己的天性……几年来，我的世界就在罗沃德，我的经历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而现在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4］（P83）觉醒的自我踏入了真正的发展期。

二、两性关系中主体间性主体的障碍

19世纪资产阶级女性的生活区域十分狭窄：两性婚姻、家庭集团、宗教组织是女性生活的主要区域。罗彻斯特是简·爱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闯入她生活深处的男人，无疑在简·爱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简·爱与罗彻斯特相遇初期的精神交流无疑具备互主体性的特征。罗彻斯特是个婚姻上的“受伤者”。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长子继承财产，罗彻斯特有一个哥哥，为了维持富有的生活，他的父兄为他安排了一场婚姻交易，让他娶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之女。他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女方的巨额陪嫁。罗彻斯特认为自己失去了“清白”，靠“出卖灵魂购得幸福”。［4］（P201）几年后，他的妻子因家族病史成为一个疯女人，但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他不能终止婚姻关系。罗彻斯特感到屈辱，认为自己的“富有”是“滚滚污水”“臭水潭”。［4］（P135）他放纵于陈腐的生活，但时时感到“羞愧”，“他痛苦，狂怒，焦躁，憎恶”，［4］（P142）直到简·爱的出现。简·爱苍白弱小却自尊、纯净、智慧、理性，与他以前所交往的高大、漂亮，轻佻，虚荣，浅薄的女性伴侣不同，激起他追求“良善”“健康而自由的自我”的愿望。可以看出，罗彻斯特鄙弃世俗的眼光，对简·爱的欣赏是真诚的，欣赏她的自尊、智慧、理性，认为她是他的“精灵”。在简·爱的身上罗彻斯特看到了“新生的希望”。而简爱也热爱他的真诚、才华、激情，在他面前轻松而愉悦。他们有“彼此心灵沟通的东西”、“共同的志趣和情感”。［4］（P176）

但欲建立真正平等的两性关系还要关照主体的社会属性，人是多重社会关系的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在交往中的“商谈伦理”——其中“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组合而成的道德规范体系”［1］（P2）与“杜绝权力干预”，“建立良好的对话环境”［1］（P65）尤为重要。简·爱与罗彻斯特的彼此欣赏并不能根除社会地位与阶层差异所带来的阴霾，随着罗彻斯特与简·爱关系的深入，罗彻斯特的老爷做派也隐约展现，这对孤儿身份、身无分文的简·爱是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社会属性的差异对主体之间平等交往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为了表示对简·爱的喜爱，并向世人展示简·爱的价值，罗彻斯特挥金如土，为简·爱购置绫罗绸缎，金银珠宝，这使得敏感自尊的简·爱觉得自己像个被苏丹王恩宠的奴隶。简·爱感到“烦恼和堕落”，内心“疲惫不堪”，希望有一点儿“独立财产”，感到“孤独的姑娘，前程很凄凉”。［4］（P267－268）当自己被戏称为“罗彻斯特夫人”时，简·爱更是感到一种“恐慌”，为保持独立人格，她声明在婚前自己仍以教书为生，自食其力。简·爱的这些“防御机制”表明她意识到和罗彻斯特建立真正平等和谐的婚姻关系仍存在障碍，虚无缥缈。当罗彻斯特与巴莎的婚姻真相被揭穿后，简·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听从罗彻斯特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做他的情妇，还是自爱自强，做自己的主人？虽万般不舍，简·爱还是选择了离开。她知道，选择前者，不为道德伦理接受，不为社会规范和公众舆论所肯定，而她对罗彻斯特的心灵吸引也将枯竭。她宁愿在穷乡僻壤当一名“自由和正直的乡村女教师”，也不愿苟且偷安作别人的附庸。主体间的交往如果无法关照主体的社会取向，通过语言中介的交往与沟通达成共识的希望最终也会落空。简·爱和罗彻斯特都需要多维度地改变自己的“社会自我”和“主观自我”，才可能在新一轮主体间的一致性中发展自己，共同成熟起来。

三，主体间性的主体性——一种“希望人学”的建立

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简·爱进入沼泽居，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历练。简·爱在困境中被牧师圣约翰和他的妹妹们收留，并与他们相处融洽，尤其与他的两个妹妹。她们三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且都有做家庭女教师的经历。她们“趣味、情调和原则的融洽”在简·爱心中产生“令人振奋的愉悦”“彼此之间感情非常深厚”。［4］（P352）当简·爱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两万英镑的财产，同时了解到他们是自己的表兄妹后，毫不犹豫地将财产分成四份，扩展了自己的家庭亲系，改变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简·爱平分遗产的行为显示了她已成为道德维度的主体，从人的全面发展属性上看，她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都得到了发展。

夏洛蒂·勃朗特还认为人应合理对待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信仰主体。当代西方主体哲学不把上帝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绝对的神性，而是强调神——人之间的共存和互动关系，即上帝对人世俗生活中的人性关照，引领人性更“充盈纯全”。［6］（P102）当简·爱坚毅、无私、责守的品质被圣约翰发现了，他意欲将她纳入“为上帝服务”的计划体系。当他向她求婚时，是基于“为上帝服务”而不是“基于爱情”，简·爱拒绝了他。简·爱看透了圣约翰僵硬的信仰背后枯萎的常人感情，鄙视以“服务上帝”为口号，钳制“心灵和思想”的奉献。［4］（P410）可以看出，此时简·爱的感情和心智上都已成熟，已成为一个多维度的“实践主体”、“道德主体”和“信仰主体”，预示着一种理想人格的形成。

比较圣约翰，简·爱再次意识到只有罗彻斯特才能让她的“天性之火燃烧”，她的“情感才能清新又有保障”。［4］（P410－411）疯妻伯莎的一场大火烧去了罗彻斯特的财富，也预示着他摆脱了过去屈辱而陈腐的自我，而为救伯莎落下的残疾身体则象征着罗彻斯特新生的精神。简·爱来到了芬丁庄园，与罗彻斯特结了婚，在两情相悦中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她的表姐们也各自建立美满家庭，常来做客，简·爱与罗彻斯特的儿子的诞生暗示着新一轮希望之维的展开。当我们以当代主体哲学的视阈再来品读《简·爱》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位具有充盈纯全生命力的女性，在多维群体中不断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精神活力，这仍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精神滋养，这也是作品问世以来一直被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1］〔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5］〔德〕Butler，Judith.Subjects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6］〔德〕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