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刚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716000）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时更名为潜。谥号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在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日常生活所需也出现危机。陶渊明年轻时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在那个年代，做官是所有文人的入世之道；正所谓学而优则仕。然而看样子陶渊明是不大喜欢做官的。二十九岁那年，他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又辞官归隐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一、陶渊明双重性格的形成

陶渊明生活在中国的晋宋年间，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诗文风格独特，是隐逸诗人之宗，其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经历了几次出仕入仕，并最终选择归隐；陶渊明受到儒、佛、道三教的影响，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形成了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格范型，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跟他鲜明的人格魅力有关，而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则来自其独特的官场经历和他选择的归隐方式，陶渊明因此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本文从陶渊明的思想入手，以陶渊明的生平以及各家年谱为坐标，对陶渊明受家世的影响、各个思想流派的影响以及他出世入世的生活经历进行论述；随后本文又对陶渊明选择独特归隐道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理清了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脉络，力图能够无限真实地逼近历史。本文又对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陶渊明新论》一书进行了批驳，订正了中国学界历来对陶渊明隐逸的提纯，也反对了海外汉学对陶渊明的妖魔化，结合陶渊明在历代的接受情况，探求更贴近陶渊明内心的真实世界。陶渊明不是完人，他既不是历来认为的被供在圣坛上，天生飘逸的世外隐逸高人；也不是与这种既成认识截然相反的，利用出世入世等手段留名于世的卑俗小人。陶渊明有矛盾，恰是这些矛盾才引发后人兴趣，这些矛盾正是成就其历史地位的鲜活的生命力。

陶渊明生活在政局动荡的魏晋时期，政权更替十分频繁，可能今天权倾朝野，明日就沦为阶下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形中就让人容易产生对官僚生活的恐惧。陶渊明是名门望族之后，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自然会对陶渊明耳濡目染，由此可知陶渊明对官场生活了如指掌，他明白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所以对官僚从心里是鄙视的。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家道中落，到他这一代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不难分析像陶渊明这样的处境有多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让自己的家族再次回到曾祖父时期的地位。正是陶渊明的生活背景造就了他的双重性格，徘徊在“出仕”与“入仕”矛盾中，也就造就了他有两种相反的人生价值观，一种是步入官场，实现政治抱负，另一种是远离官场，过安贫乐道的生活。

二、陶渊明人生价值追求的形成

在上文中讲到，陶渊明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形成了双重的性格，但是他最终选择的是安贫乐道的田园式隐逸生活。陶渊明最初的梦想肯定是步入官场，即使他不愿意，但从人性发展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步入上层社会的欲望，更何况像陶渊明这样的名门望族之后，后来的好几次“入仕”都证明了他有步入官场的强烈欲望，如果真正“性本爱丘山”怎会几次“入仕”？

陶渊明在二十九岁时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法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刚正不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不适合做官，即使是今天，官场上依然有上级领导，很多事情是要服从上级的指挥，更何况当时。陶渊明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另外，他很有可能与其他官员没有共同点，他不善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因此被孤立，这样难免会受到排挤和打压，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只能选择退出官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久居樊笼中，复得返自然”，也许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心情，但更多的可能是无奈。

陶渊明此时的人生价值转向对安贫乐道的追求，他不断地给自己营造自我发泄的精神世界，也不断给自己的辞官找借口，当然自己选择怎样的生活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找托辞，可是人毕竟离不开尘世间的干扰，便会找些理由为自己辩驳，我们又何尝不是？陶渊明逐步营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即安贫乐道的田园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像《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都是讲理想的田园生活，远离现实烦恼。这样陶渊明在官场中的不快渐渐就会远去，陶渊明田园式的隐逸生活其实是他为实现人生抱负营造的一个“疗伤场”。在官场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回归到田园生活中，在田园隐逸生活中实现自己另一种价值追求，即安贫乐道，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但是当在官场上受到的创伤慢慢恢复后，他又开始步入官场，当了几个月参军后，又受到创伤，再次辞官回乡，又开始了田园式的疗伤生活，感受田园无拘无束。当平淡的生活抚平创伤后再次步入官场，最后又回到了田园生活。陶渊明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循环的魔圈，可以进可以出，陶渊明就在这个圈里不停地循环，这就是陶渊明式的生存之道，但最后他走出了这个圈，真正实现了自己安贫乐道的价值追求，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那就是美丽的田园生活，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通往官场的路彻底封闭了，陶渊明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政治抱负。二是他看清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不适合再赴官场，他自己死心了。三是陶渊明渐渐迷恋上了田园式的隐逸生活，能从其中获得真正的人生快乐。至此陶渊明才真正用心感受田园生活的美好，而不是把这种生活当成自己的“疗伤胜地”，他的人生价值才得以真正实现。

三、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式的人生价值选择并不是他的独创，这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学者韩兆琦说：“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可见这种隐逸的生活是有渊源和历史传承的，我国的隐逸文化是十分发达的，我国古代的隐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且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蒋星煜说“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一种受人家喝彩拍掌的角色”。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追求可谓是隐士的经典，他能将“出仕”后受到的冲击通过隐退在自己营造的田园生活中得到平静，然后再次“出仕”，确保自己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这便是陶渊明得以影响后世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生存模式被后代知识分子推崇，影响深远。

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依然在沿用陶渊明式的人生价值观，当顺风顺水时从来不会想到要做隐退之人，当遇到困难无法前进时就会想到隐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寻求安慰，等待时机再次到来，这不失为一个好的生存之道，但是这种生存之道也有它的不足，那就是没有办法坚持自己的追求，不易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方面陶渊明是典型的例证，如果他能忍辱负重，也许会有所成就，但这违背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就是陶渊明人生价值的闪光点，永远不违背自己坚持的原则，他最终回归到田园，此时他真正感受到田园生活的美好，而不是把它当作疗伤胜地，至此，他的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实现了。

后世知识分子仅仅学到的是陶渊明的生存之道，在困境中给自己找一个自我疗伤的精神世界，而没有真正回归到田园生活的乐趣中，没有把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追求理解透彻。陶渊明这种人生价值观的最终取向证明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但多少人能走出陶渊明创造的“出仕—隐士—出仕”的循环圈，真正达到“心远地自偏”的生活境界呢。

[1]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M].商务印书馆，1996.

[2]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