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丽

（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延安716000）

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从1942年3月到1944年10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史迪威指挥军队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的名字和中国远征军、史迪威公路等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来往密切。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任职期间，还主张与中共领导的军队展开合作，并准备赴延安与中共谈判，以实现中共军队在他的指挥下，抗击日本侵略者。他的这一主张自然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导致了其与蒋介石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并最终黯然离开中国。史迪威的延安之行也随之付诸东流。

一、艰难的使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汇合在了一起。1942年元旦，中国与美、苏、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构成全球性反法西斯联盟，蒋介石被公推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罗斯福派遣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参谋长。当时，罗斯福授予史迪威的职权还有：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史迪威的主要任务则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指挥可能划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的效用，以把战争打下去。

1942年3月4日，史迪威到达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将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指挥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3月1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赴缅甸时，蒋介石告诉史迪威：我今天上午已经颁布命令，要第五军和第六军听你指挥。蒋介石还说，已通知两个军的军长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以及代理参谋长林蔚将军要“绝对服从你的命令”。然而，史迪威很快发现，他只是个名义上的总司令，因为蒋介石的所谓授权并没有兑现，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的一切命令必需经杜聿明将军转给林蔚，再转到另一位联络人员侯将军，他与蒋介石有秘密电台联系，得到上面批准，然后层层下达，才能执行。”史迪威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存在，4月1日，他满腹怒气地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我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我说我必须被解职。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服从？’‘我要调查，如果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将军下令撤退了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服从命令，我们可以把它纠正过来’。”4月6日，史迪威和蒋介石一起飞到缅甸眉苗。第二天，蒋介石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告诉他们，史迪威“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蒋介石还私下答应史迪威，将授予他一枚刻有其正式头衔的图章，以确认其指挥权。一个星期后，史迪威收到了图章，但图章上镌刻的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赴缅远征军总司令”，而且也没有附寄来奖惩权证书。这就是史迪威面对的现实。史迪威明白，在蒋介石的眼里，他是“顾问”，不是司令官。

史迪威的命令依然不能得到切实执行，中国的高级将领，除了孙立人等极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史迪威在战略战术自然无法有效实施，加之日军凭借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使得盟军遭受沉重打击，最后，史迪威不得不率领残余部队撤离缅甸，进入印度，于5月24日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史迪威着手运用美国租借武器装备中国30个师。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和中国的云南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

1943年10月，已经出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的史迪威派出部队向缅甸推进并掩护修筑雷多公路。12月，大规模反攻北缅开始。北缅参战部队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克服险峻地形、茂密丛林和恶劣气候带来的诸多困难，先后在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和伊洛瓦底谷地与日军激战。1944年3月，日军向印度英帕尔的英军发起全面进攻，英军被迫与日军交战并在挫败日军的进攻后进入缅甸战场。5月，卫立煌率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向缅甸日军发起反攻。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史迪威率部于1944年5月向北缅军事重镇密支那发起进攻，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于8月攻克密支那。至此，史迪威率部消灭日军第15师团主力，基本筑成雷多公路，从而打通国际援华交通线，使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得以通过陆路运入。

二、史迪威眼中的共产党

史迪威是个中国通，曾多次来中国，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但却与共产党没有什么接触。1938年在担任驻华武官时，史迪威曾在武汉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过友好交谈。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后，史迪威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有了初步的认识。1942年到中国后，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史迪威在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但他从未与之接触过，而且还严格禁止部下与共产党人有任何来往。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戴维斯。戴维斯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精通中文，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常有往来。1942年6月29日，戴维斯与住院的周恩来进行了交谈，在给史迪威的一份备忘录中报告了他与周恩来的谈话，戴维斯说：“他愿意率领他所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参与缅甸战役，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在与国民党军事体系的种种弊端进行斗争时，这句话显得那么重要。史迪威一直铭记着这句话。他曾一度考虑让共产党部队以每100个人的连中配备20名的比例来加强急待充实的Y军。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在与Y军参谋长肖毅肃讨论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现在史迪威明白了，只要蒋介石在位一天，军队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就无法实现。这一认识使他想要接触远方从未见面的共产党部队的心情更加迫切。

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向给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是史迪威第一次建议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进攻日军，史迪威同时还要求“蒋介石从他自己积存的武器里拨一些给共产党作为采取抗日行动的鼓励”。史迪威的计划是完全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却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阴谋，徒听共党之煽惑，坐长共党气焰，引为可叹！”期间，蒋介石一再向美国要求具有处理租借物资的全权，但均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別人的屁股。”

史迪威希望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更多的了解,并试图与共产党建立政治军事关系，他非常赞同周恩来提出的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的提议。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先后两次向史迪威和华盛顿提交报告，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共产党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罗斯福同意了戴维斯的建议。1944年2月，罗斯福正式要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视察。“为了保证观察员不受他们的主人的摆布，史迪威挑选能说、能看懂中文、对中国有了解的人员。”史迪威任命精通中文的鲍瑞德上校为团长，约翰·谢伟思为他的政治助手。然而这一计划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在罗斯福的一再要求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当面催促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了美国政府的要求，7月22日和8月7日，代号“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18名成员分两批抵达延安，目的“是估价共产党抗日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们也奉命估计‘援助共产党的最有效的办法，以便增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发现“共产党军队的士气高昂，在能干的领导下人民干事认真，有使命感，执行着有目的的计划。苦力能看报纸，新兵行军不需要人看守，这里无宪兵，无官僚主义，没有‘重庆的华众取宠的东西’，也没有它的失败主义情绪。共产党地区有一种自满和事业的自命正确的意识，但是没有人觉得受拘束受压抑。这里人们有自信，自尊，强调和群众的关系。有着因其纲领和群众有密切联系而产生的巨大动力，‘不是轻易能破坏的’”。

史迪威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认识，也有天壤之别，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对共产党赞赏有加。史迪威要求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渴望愈发强烈，他不仅制定了计划，而且还准备到延安，亲自与共产党的领袖商谈共产党部队在他的指挥下进行抗日作战事宜。

三、一次夭折的延安行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其目的是要占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以便经由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连成一体。同时还可摧毁中国内地的主要空军基地。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一溃千里，中国战场告急。为遏止日本攻势，7月4日，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一份电报中说：“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随后，马歇尔建议罗斯福将中国军队交予史迪威一人指挥。7月7日，罗斯福发出请委史迪威统帅中国国共之军队的电文。要求史迪威“统率全部华军与美军”，“授以调节盟军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罗斯福的电文口气强硬，使蒋介石颇感不快，蒋介石是绝对不愿意交出军队指挥权的，但他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所以，又不得不慎重从事，表示“原则赞成”，只是觉得过于着急了。他表示要有一个“准备阶段使史迪威能没有阻碍地绝对指挥中国军队”，同时要求设立一名联络员，有“全权”“能调整我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在共产党军队的使用上，蒋介石于7月23日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义和对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的分配与处理，必须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

8月23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作了回答。对于涉及共产党的第一个条件，罗斯福说：“我认为对于要受史迪威指挥的部队不应该加以限制……当敌人迫使我们陷入灾难时，看来没有理由拒绝愿意杀死日军的那些人的援助。”蒋介石的三个条件非但一个也没有得到满足，电文还敦促蒋介石“采取必要措施尽早让史迪威将军在你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因为“考虑和安排时间，拖下去可能引起致命的结果”。

9月6日，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至9月13日，除中共军队的使用问题和租借物资配给顺序外，其他事项基本达成一致。史迪威感到很乐观。这一天，史迪威还在他的重庆总部接待了两名共产党代表，“他们带来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他没有记录他们同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而只是向马歌尔报告说，‘他们与我交换了意见。他们愿意在我的指挥下打仗，而不同意在蒋介石任命的中国指挥官的领导下作战’”。史迪威还告诉共产党的代表，他愿意到延安访问。9月14日，史迪威飞桂林，9月15日，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双方发生争执，在当日返回桂林的飞机上，史迪威致电马歇尔，陈述己见。罗斯福对蒋介石感到极为失望与不满。9月18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与丘吉尔会晤的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予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9月19日，史迪威收到罗斯福的电报，罗斯福要求史迪威亲自将电报呈递给蒋介石。这份电报使史迪威“惊喜失常，认为数年来压迫委员长之愿望已达高颠，即袖电文赴黄山请谒，到时已及下午4时，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朱世明正与委员长商议史迪威新职发布之文告与手续，案上置有指挥系统图，诸待签署，侍者传报史迪威已在门外，委员长令邀入座。”蒋介石阅读史迪威亲自送来的电报后，“徐徐曰：‘吾知之矣。’遂散会”。史迪威的心情却格外地好，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回到住所，江对岸一片美景，重庆灯火齐明。”事实是，罗斯福的电报强烈刺激了蒋介石，“会后他怒不可遏”，“他很快明白了电文的含意。他懂得，他要是接受美国人的要求，就是走上自取灭亡之路。假如美国人能违背他的意愿而把史迪威强加给他，他们照样也能把共产党人强加给他”。

当晚，蒋介石即作出撤换史迪威的决定，赫尔利与蒋介石的谈判随之停止，双方陷入僵局。但史迪威和赫尔利都没有意识到，事情已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为了恢复谈判，9月23日，史迪威向赫尔利提交了一份文件，作出较大让步，即放弃使用中共军队与把持租借物资之主张。关于中共事项，他在致赫尔利的电文中说：“1、派我到延安说服中共，叫他们承认蒋委员长有统率中共军队的权力，而服从我的指挥。2、红军使用，限在黄河以北，不与国军相接触。3、中共装备与军火（炮队），以五师为额。4、维持红军充分战斗力。5停止国共政治谈判，俟抗日胜利后再说。”当赫尔利信心十足地带着文件面见蒋介石，无奈蒋介石注意已定，不予接受。9月24日，蒋介石约谈赫尔利，说已对史迪威失去信心和希望。谈话结束后，蒋介石即命宋子文起草备忘录，送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请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

至此，史迪威已经没有去延安的机会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解除史迪威的职务。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史迪威无奈地叹道：“斧子砍下来了。”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将军。10月21日下午，史迪威离开重庆。行前，史迪威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无法和“你及你在与日军作战中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深为失望”。与此同时，史迪威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命令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根据他在延安写的颇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政府同共产党建立关系。直到此时，史迪威还坚持认为,必须组织共产党对日军采取行动。

1944年11月1日，史迪威回到华盛顿。1945年1月23日，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6月23日，担任太平洋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9月2日，史迪威参加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投降仪式。9月7日，史迪威又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的受降仪式。10月18日回到美国，1946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第六集团军司令。1946年10月13日，史迪威逝世。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忠诚朋友，国民政府外交部，共产党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向史迪威夫人发去唁电，南京还召开史迪威追悼会，蒋介石亲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