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

一、引 言

稍微考察一下西方社会互动或人际交往理论便不难发现，无论是欧文·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还是彼得·布劳的社会交换论，其讨论对象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抽象平等个体。在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中，个人在人际互动或交往中重点考虑的往往是社会角色的权利与义务、角色表演的技巧等问题。〔1〕至于人际互动或交往中是否存在某些先在性限定，则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这样一种理论思维方式对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来说，其适应性似乎没有受到多大质疑。不过，当套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或交往时，尽管不能否认它们所具有的普遍解释力，但总感觉有些不尽如人意。比如在上下级关系中，尽管按相关规定下级有权利向上级反映个人的观点和要求，但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下级还想通过某种角色表演的技巧来达到目的，则很有可能被上级嘲笑或呵斥。所以，要真正准确地解释中国人人际互动或交往中的一系列本土性问题，单纯套用西方社会互动或人际交往理论显然是不够的。要解决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考察自己的本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概念与命题，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解释框架。

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人际互动或交往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并不像西方社会一样处于一种平等地位，这个先在性条件决定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与策略选择与西方人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