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英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的评价已耳熟能详。针对宋代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大文化的视角下研究宋代文学实属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科举、家族、地域、制度等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已初具规模。除了上述因素外，学术对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于二者关系的探讨，已有如方笑一的《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和陈忻的《宋代洛学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问世，为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催动下，刘越峰的《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商务印书社2013年版）也应运而生，成为研习宋代学术与文学关系的又一亮点。刘著将学术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到某一特定时段的学术和某一代表人物的身上，显得更加精确扎实，让人信服，且刘著结构严整，思辨性强，以下试评析之。

其一，选题新颖，切中要害。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常常是政治家、文章家和经术家三位一体［2]，而在宋代诸多文体中，与学术关系最密切的又是散文，散文常常作为学术论争的重要载体。故陈植锷曾这样论述：“在北宋文化史的各个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的散文，即古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最亲密的伙伴。无论是草创期还是繁荣期，站在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往往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3]397而欧阳修恰恰是这个不二人选：一方面，他是庆历学术的中坚力量，为北宋儒学复兴、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另一方面，他又是引导北宋古文运动走向胜利的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并且他身为宋六大家之首，对其他五家都有知遇提携之恩。欧阳修既不像二程那样偏重儒学，文学水平稍弱，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学术和文学都是为了变法服务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欧阳修于学术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厥功至伟，颇具典型意义，故著者选择欧阳修作为研究对象，确实是颇具学术眼光的。鉴于他文坛宗主的地位，以及他深厚的器质、高远的智识和精微的学术，欧文一直是宋代散文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诸如在束有春的《理学古文史》（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和杨庆存的《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都设专章予以论述。另有韩国学者黄一权的《欧阳修散文研究》重点讨论了欧阳修散文的创作历程、分类和艺术成就等，但对学术与欧文的关系却鲜有涉及。对学术与欧文关系有所涉及的是马茂军的《宋代散文史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内有专门一节《庐陵学与欧阳修散文的六一风神》，但仅限于欧阳修本人的学术成就与散文的关系，对于庆历时期的整体学术风气还是少有提及。而刘著恰恰能够从整个庆历学术背景下来观照欧阳修散文，充分考虑到了欧阳修和整个庆历学术的互动，故而为宋代散文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

其二，布局精巧，长于思辨。类似“某某与文学研究”的题目是非常难做的，因为稍有不慎，便会写得皮肉分离，这类研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二者的联结点。在此，著者迎难而上，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在横向上，著者将庆历学术的代表人物分为“谈经者”“知道者”和“能文者”三类，分别论述他们的学术思想，然后以欧阳修的散文理论作为联结点论述庆历学术思想向欧阳修散文理论的转化，之后再论述在散文理论指导下的散文创作，也就是外在表现。这是符合一般的学术设想和规划的，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还是没有办法写出庆历学术与欧文的内在联系。所以，在纵向上，著者又选取了几个一以贯之为维度，如经世致用、以人为本和宗经复古等，这些既是庆历时期占据主导的学术思想，又是欧阳修对散文创作的要求，同时在欧文的风格上也时有体现。如庆历学术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对应着欧阳修“重人情”的散文创作理念，进而对应着欧文“含蓄多情”的文章风格；又如庆历学术中“宗经复古”的学术思想，对应着欧阳修“追摹圣贤”的创作理念，进而对应欧文“简约有法”的散文风格。因为有这些纵向维度的存在，就使得横向的章节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过渡得更为自然，这种网状的结构，实为著者高超的归纳演绎能力的体现。学术研究重在求真，著者对庆历学术思想、欧阳修散文理论以及散文风格的归纳都能做到准确到位，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这种严整的网状结构的设计，使整部著作既达到了内容上的真，又具备了形式上的美，具有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创新。王兆鹏先生对此评价道：“这不仅将欧阳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4]

其三，新见迭出，胜义纷呈。除了在选题和结构上多有创获外，著者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也多能切理厌心，匠心独具。如对“庆历学术”时限的论述，著者认为：“我们这里所谓的‘庆历学术’，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只局限于庆历这个年号，主要是指这种学术思想以及学术风气在庆历前后达到高点。”著者进而又依据学术自身发展、社会政治变革实践以及欧阳修进军学坛的原因，将庆历学术的起点定在天圣末年，下限定在治平末年，可谓别具一格。又如著者在论述庆历学术思想向欧阳修散文理论转化时，借用了心理学术语，提出了一个“圣贤情结”的概念。“圣贤情结”的概念准确地揭橥了欧阳修在政治、学术、道德、文章等方方面面追摹圣贤的心态，这是庆历学术思想能够向欧文发生作用的基点。著者准确地捕捉到这个点，并且将之提取运用于行文之中，使庆历学术思想与欧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并且对于文学批评领域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此外，著者对于欧文创作过程中惯用的“转折法”“配说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分类阐释，并认为它们进一步构成了“六一模式”，也都很有创见。

其四，考证严谨，言之有故。该著作在不影响整体论述的前提下，对部分与主题紧密相关的古今人论点，也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辨析，展示出严谨的学风与扎实的文献功底。这一点，也是刘著的亮点之一。著者在论述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的关系时，并不是仅仅把目光盯在研究对象上，而是时刻关注着有宋一代的学术和散文的发展，并且留心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如在论述胡瑗的学术思想时，就遇到了“疑经派”与“疑传派”的区分这一问题，陈植锷认为：“宋学初期之疑古可区分为疑传、疑经两派。……孙复年代最早，……是宋学疑传阶段或者说宋学疑传派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稍晚，……是宋学疑经阶段或者说是宋学疑经派的代表。”［3]190著者通过胡瑗对“十翼”的更正，以“十翼”正经、疑经、改经，通过批判传注达到改经的目的，以己意重新解释经文等治学表现，断定以胡瑗为代表的庆历学人并无“疑传”和“疑经”的区别，表现出著者不囿于前人成见勇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又如，对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提出的欧文“学韩真不类韩”［5]的观点也做出了回应，认为欧文所以学韩而不类韩，是因为二者有着不同思想来源，庆历学术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与韩愈于圣人之道之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有本质的不同。诸如此类的意外收获还有许多，此不赘述，这都是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的体现。

该著作是在越峰博士论文《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越峰对学术孜孜以求，五载之中，增删数次，成果实为呕心沥血所得。虽然其中不免有语言不够简省、局部论述尚待完善等小的缺憾，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都无碍此书成为古文研究的学术力作。该书的出版，不仅使欧阳修散文研究更进一步，也为宋代散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拓展了学术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领域，为宋代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2]王水照.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M]／／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0-31.

［3]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刘越峰.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封底.

［5]林纾.春觉斋论文·忌剽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