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英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的评价已耳熟能详。针对宋代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大文化的视角下研究宋代文学实属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科举、家族、地域、制度等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已初具规模。除了上述因素外，学术对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于二者关系的探讨，已有如方笑一的《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和陈忻的《宋代洛学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问世，为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催动下，刘越峰的《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商务印书社2013年版）也应运而生，成为研习宋代学术与文学关系的又一亮点。刘著将学术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到某一特定时段的学术和某一代表人物的身上，显得更加精确扎实，让人信服，且刘著结构严整，思辨性强，以下试评析之。

其一，选题新颖，切中要害。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常常是政治家、文章家和经术家三位一体［2]，而在宋代诸多文体中，与学术关系最密切的又是散文，散文常常作为学术论争的重要载体。故陈植锷曾这样论述：“在北宋文化史的各个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的散文，即古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最亲密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