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岳武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近年来，笔者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完善教学方法，使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门科学严谨的学科，特就教材及教学方法改良问题作一探讨。是否妥当，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教材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问题

清末民初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没有“近代史”概念，他们多将明季以来至民初历史时段称为近世史，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郑鹤声、李絜非等。为何做出这一划分，以及划分理由何在，他们亦有各自主张。如郑鹤声称：“我国史家，常以全史分为四期：自太古至秦统一为上古期，自秦统一至唐之亡千余年间为中古期，自五代至明季七百年间为近古期，自明季迄清末三百年间为近世期。”［1］1“近世史之限断，无论中西史家，率指距今三四百年而言……其史迹之演变，实有特殊之征象，不可与上古、中古相提并论者，约有二端：（一）关于人类生活之密切；（二）关于国际变化值繁颐。”［1］1－2稍后，李絜非出版了《中国近世史》，其时段亦为近百年来历史［2］。再其后，郭廷以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该书虽称为“近代史”，其实仍是“近世史”，因为其时段仍是自“十六世纪葡人东航，至清末的三四百年间的历史”［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现了今天学者所偏好的中国近代史的时段划法，如“引论”部分显示，早在1931年前后，学者中就出现了以鸦片战争为上限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