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林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 新疆 伊宁 83500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重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即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讲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行政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同时，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必然也会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明确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切实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一、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决定》强调：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政企关系，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所在，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政府作为国有资本财产所有者的代表，它赋有监督国有资产的使用和处置，防止经营者损害国家资本利益的行为发生，保证资本增殖的使命，但是政府监管并不是通过层层审批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这样既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又会使企业发展低效率。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政府不再管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按市场法则的硬性约束，而不是靠外在的政府的软约束运转。也就是说，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序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各要素市场。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干预，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履行市场监管职能，负责制定节能、环境、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并依法依规进行严格的监管，如加强金融监管、整治环境污染、保障食品安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反对市场垄断等等。不能再既当裁判，又是直接上场的运动员。

（二）切实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决定》指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就是强调要进一步开放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源能源等领域，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机制。如果政府对产品或服务实行管制定价，忽视价格杠杆调节作用，一方面会导致市场供不应求，造成市场缺口，另一方面也会使政府控制的生产企业产能过剩，产品直销。取消政府对这些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定价权，由市场来进行价格调节，这不仅有处于资本有效流通，并通过竞争进一步盘活市场，而且通过竞争，老百姓会从中获得切实的利益，也有助于政府对不合理竞争、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进行有效监管。

（三）制定科学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只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热衷于上大项目，一再降低准入门槛，甚至给落后淘汰的企业大开绿灯，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这一方面与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的短视有关，也与我们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关。《决定》提出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就是评价地方的发展成果，考虑干部的政绩升迁，再不能将GDP作为唯一标准。因为唯GDP论，会导致只重速度、不顾质量，甚至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严重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随着人民群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趋高涨，对社会公正、权益保护等现代文明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所以《决定》提出的这一新的改革举措，就是要求发展既要看到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一）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决定》指出，对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而且强调指出对直接面向基层、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使有些项目审批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有利于双方明确职责分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其管理优势。但下放审批权并不意味着增大了地方的权力，地方政府也应顺应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趋势，精简机构，放权让利。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各级政府要按各自的事权分级管理，尤其是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尽可能实行就近管理。一些确需审批但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投资审批事项，以及量大面广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机场扩建等投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权。

（二）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决定》的这一要求，就是要政府当好市场的裁判员，严格执行规则，同时要履行好为市场、社会服务的职责。长期以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不够清晰，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还十分严重。比如房价连年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其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插手房地产业，并将此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越权行为，一是留下巨大的通胀隐患，直接危及民生；二是权力寻租暗流涌动，腐败滋生激起民怨高涨。所以《决定》强调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三）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事业单位的本质属性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政府通过市场手段购买公共服务，因而没必要且不应该以行政化手段管理。一直以来，我们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以行政化手段来管理。这样就会导致两种一是使行政权力无限膨胀，干涉过多，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受到制约，服务质量下降；二是在似官非官的角色设定中，不少事业单位员工产生认知偏差，隐约的身份优越感，不自觉地导致服务意识淡薄，对现职工作缺乏真正的认同与忠诚，甚至使许多人将之视作通往权力部门的跳板。

三、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决定》指出：一是积极稳妥实施大部制，二是探索省直管县（市）的体制改革，三是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就是要强化“放”“管”两轮同时驱动，将行政机构职能改革与创新行政方式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相结合，机构设置要尽量减少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深化改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现象。而实施“大部制”治理结构，不是部门越大、机构设置越少越好，而是要相对集中，尽量减少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总之，改革是一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系统性工程。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的就是深层次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就是说，政府能否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能否把工作的重点真正转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表明的：“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