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想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江苏 南京210000）

儿童性侵犯事件的隐蔽性极强，很少有及时披露的，这常常是性侵犯遭受者内心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痛。与国外和港台地区相比，我国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深度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本研究以西善花苑受侵犯儿童H为例，通过访谈资料，来展示受害者隐瞒与披露的应对经历。

1 个案访谈对象情况介绍

1.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H女，8岁，就读某小学。现与母亲和继父抚养，居住社区保障房社区内，且母亲与继父均有吸毒史，生父不详。母亲从小被人抱养，因此无直系亲属。

1.2 性侵犯经历

据H妈妈讲述，某天H在西善花苑社区楼下玩耍期间，结识一陌生男子，男子与H熟悉后，将其带入该男子家。在男子家期间，男子让H玩电脑，并对H抚摸下体。H回家后，上厕所时发现尿液有血迹，并将此事告知母亲。母亲第二天报了警，并带H去医院做了检查。但是在派出所询问期间，H并没有指认该男子。其母亲坚称H知道该男子家，但就是不指认出来，并多次将H赶出家门、遭遇继父殴打，直到H说出为止。在H被赶出家门期间，H多次来社区玩耍，社工也带其去过派出所，H曾这样说:“我不想进去，我不想再骗警察叔叔了。”

2 隐瞒与披露的原因分析

在隐瞒和披露这样两种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无论是选择隐瞒还是选择披露，性侵犯的创伤都既已存在，关键的是要权衡隐瞒的利弊和披露的利弊。美国学者亨特（Hunter）的研究认为，阻碍儿童披露性侵犯的因素包括：对权威的尊重，严格的性别角色，性禁忌，缺乏成年人的支持，缺乏描述性侵犯经历的语言。[1]从上面的例中来看，受害儿童隐瞒被侵犯经历主要出于以下一些原因。

2.1 亲情感的缺失

在我们看来，亲情感的缺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表达方式；二是不和谐的家庭环境。显然，在H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离异、贫困家庭等，这些都可能造成H与父母关系的疏远，让H在家里感到孤独、冷漠，体会不到家的温暖。在儿童领悟能力比较低的阶段，H会觉得父母对自己不够关心，得不到父母的爱和鼓励，也就很少会主动与父母交流心事。

2.2 年幼而无知

这里的无知主要表现为对性的无知，包括对性行为的无知和对性道德的无知。对于中国儿童，若没有良好的性教育，就只能在后天的经历中慢慢的从无知到有知。而在H社工的交流中，并没有表达出对自己生理上的伤痛感，而更多的是父母因为这种事情暴打自己的伤痛。

2.3 自责与害怕

当性侵犯发生后，无辜的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导致了侵犯事件的发生。他们害怕的内容也因此发生了转移，害怕的不仅仅是侵犯者，更害怕说出去被别人知道、害怕他人知晓事件后对自己的评价、害怕“丢脸”。H在录口供期间，也多次改口供，现在看来是小孩子遮掩事实真相的一种方式，她害怕别人知道整个事件。

2.4 侵犯者的威胁

受害者隐瞒自己被侵犯事件很大可能是受到了侵犯者的威胁，在H父母暴力和被赶出门后，依然不肯指认犯罪人的行为看来，她很可能受到罪犯人的威胁。

3 隐瞒转向披露的支持性因素

依据上文中隐瞒与披露的原因分析，隐瞒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实质性问题是受害儿童自身的弱小以及社会支持的缺乏。在本土文化背景下，隐瞒转向披露的过程其实反映出我国大多数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生存与成长的历程，这一过程是多种支持性因素共同催化的结果。

3.1 个人因素

研究发现，在受侵犯的经历中，自己是力量的最主要来源。因为在他们被侵犯时，皆处于无助的状况之下，唯有自我感知和自我应对。在他们因性侵犯痛苦和害怕之时，除了自我发泄，也就是自我调节，也是社工中强调的，“助人自助”。 H在事情发生后，经常喜欢去社区机构玩耍，沙盘游戏，画画等，这可能也是她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

3.2 家庭因素

除了个体内在的力量，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向度，关系即为个体获取支持的网络。儿童性侵犯中，受害者普遍存在一种孤独感、不安全感和被忽视感，这些感受首先来自于父母，儿童通过观察和领会父母们粗暴和冷漠的行为态度而潜移默化地形成这一系列的负面感受，以至于当受害儿童受到性猥亵后，他们不清楚该向谁求助。[2]

3.2 社会因素

这里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性观念、社会性教育、社会服务机制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些社会因素已发生了不同的变迁。显然，H在所谓正式的披露途径即派出所和社区机构的询问中，并不愿说出自己的全部心声，甚至是隐瞒真相撒谎敷衍了事，而在私下社工机构里，反倒是话多起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开展更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帮助心理受创伤的孩子提供非正式的披露环境，真正帮助其走出困境。

［1］[美]Judith A.Cohen,等.心理创伤与复原[M].耿文秀,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晶琦,Michael P.Dunne.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对女生心理的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