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雅宁 张凤霞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习仲勋的革命生涯是从陕北时期开始的。1932年“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寻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参与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一度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来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陕西省委将习仲勋等人派至陕甘边苏区工作。作为政委的习仲勋在对新的指挥机构的整顿上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对陕甘边区各方面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习仲勋对陕北地区根据地建设的贡献

（一）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初步认识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的交界地段，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运动活跃地区。1931年习仲勋带着刘志丹留给他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习仲勋和特务队的到来发展壮大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于10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好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使习仲勋对根据地的建立有了初步的认识。

习仲勋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活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它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教训。当时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 “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1］。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到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重兵 “围剿”，李尚勤等人遭到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习仲勋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这种结局，若干年后他带着深刻的教训回忆说：“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2］这是陕西省委执行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带着这样的教训，1934年作为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在陈家坡召开的会议上仔细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只有把红军武装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习仲勋在渭北根据地活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建立根据地的认识是深刻的，为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建立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

1.确立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策略和方针

1933年10月中旬，瑞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已无立足之处，弱小的红军到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刘志丹、习仲勋等作出了创建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开创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在危难之中挽救了陕北地区的党和红军。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组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第二，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 “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第三，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确定了三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这三项决策相辅相成，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如习仲勋后来所说：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年里，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3］

2.制定和实施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

第一，制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等就领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地主债权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以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革命，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令，主要有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依需要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以满足贫苦农民的迫切需要，调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等。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通过习仲勋等的不断努力，陕甘边区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得到了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财政粮食政策。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 《财政决议案》和 《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政策。后来参与建设的张策回忆说： “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商行，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这些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4］

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习仲勋十分重视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政策，主要包括：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等。那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在当地竟找不到一所小学。边区政府成立之后，习仲勋首先发动群众在荔园堡筹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学校的设备非常简陋，用地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师生自力更生，利用木板当课桌，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刚开始的教材采用的是 “三字经”，之后的教材都是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为学生编写的教材，教授新的革命内容，教材内容通俗易懂，多以顺口溜的形式编写。

第四，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革命的同盟者。在陕甘边区根据地建设期间，习仲勋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开展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对国民党杂牌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其次，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群众所痛恨的惯匪予以坚决消灭，对一般的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改造。再次，对于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最后，对哥老会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与之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

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使贫苦农民也深感共产党领导所带来的具大变化，南梁也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地方。

二、习仲勋对陕甘边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贡献

习仲勋自1933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他的主要精力由原来的军事建设转移到了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习仲勋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并不断积累经验，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习仲勋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的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配，形成了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陕甘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正如刘志丹所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5］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处理，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使得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基本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和拥护。在加强政府建设的同时，习仲勋也不忘地方的政权建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当时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十几个县级红色政权，主要有华池、庆北、合水等十几个县级临时政府。习仲勋等领导人积极组织这些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分别通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苏维埃政府，分别选出主席、副主席等职位。通过习仲勋等的努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变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组织层次齐全具有完备体系的苏维埃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习仲勋的地方政权建设之所以能够稳步前进和他之前良好的群众建设是分不开的，扎实的群众基础使得他的政权和军事建设能够发挥更大、更好的效果。

其次，切实关心群众利益，密切党群关系。正如谢子长在照金叮嘱习仲勋时所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6］习仲勋吸取照金斗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工作方针：先通过打土豪，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在此基础上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建立起群众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根据这样的工作方针，习仲勋等领导游击队首先扫清地主武装，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之后，习仲勋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热情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在群众觉悟水平提高后，习仲勋再逐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习仲勋是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群众，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例如，中共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十分危急。习仲勋得知后立即派警卫去请大夫和买药，使得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

通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陕甘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广泛地建立起来。陕甘边区广大的贫苦农民认清了封建剥削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明白了必须要为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奋斗，必须拿起枪杆子才有出路的道理。习仲勋是真正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利益，重视群众生活的一位群众领袖。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三、习仲勋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军事建设的贡献

习仲勋在军事建设方面有着独到的手段和措施。

首先，制定严格的法令政策管理军队，使红军迅速发展壮大。习仲勋领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歩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群众在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对红军阵亡战士，不论是正规军还是赤卫队、少先队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这些法令和政策实施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很快就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了2000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大到了3000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了5000多人，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高。在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陕甘边红军兵强马壮，向敌人发起一次次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这些捷报向人们宣告：在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掩护和帮助下，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主力已经成熟起来，成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铁的陕北红军。

其次，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保存红军实力。习仲勋一直坚持采取“灵活机动不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的战略战术来领导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模式。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让习仲勋等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6］。陕甘边区的开辟必须在更广阔区域的游击战争配合下才可以成功。由于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主力的成熟，红军人数的增多和实力的增强，习仲勋和刘志丹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一套陕甘根据地军队分配的模式。习仲勋说：“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7］实践证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意义重大。陕北、陇东、关中三区相互配合，红二十六军居中，这样既可保证南梁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可使陕北、陇东、关中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展开和照应，进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战略目的。毛泽东也曾赞扬说：“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一时在此一时在彼，是非常有用的，很高明。”［8］

四、历史启示

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建设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在陕甘边区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做到了：

（一）在边区的建设中，始终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斗争中，以刘志丹为领导核心，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性，不盲目地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和陕甘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按照客观的情况去指导和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了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陕甘边区的斗争史，实际上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握在农民的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可行的。

（三）农村始终是党组织革命斗争的重点，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实施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 “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也从反面看出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四）陕甘边区的斗争史，是一部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要争取的。对于部分土匪，需要经过长期的改造，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使之最终成为革命的游击队。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建设工作上，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的。但是在斗争和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创建最早的和延续时间最长的正式工农民主政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唯一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结晶。它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建了必要的条件，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 年 8 月14日.

［2］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2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中共庆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张策谈南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地区陇东部分［G］.230.

［5］习仲勋.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张秀山.我的 85年―从西北到东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7］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8］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