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泉 彭无情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2.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3.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新疆地域辽阔，特别是在古代，不同地区种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塔里木盆地南缘在地理、种族和文化上具有相似性，这也决定了佛教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如早期都流行法藏部和佉卢文，犍陀罗色彩鲜明，佛教遗址以地面寺院建筑为主等等。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相似性为其后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塔里木盆地南缘地理特征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盆地，东西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面积53万平方公里。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南部（俗称南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四周高山耸立，北有天山、西有帕米尔高原（即葱岭），南有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东有阿尔金山。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印度洋、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被高山阻隔而难以进入盆地，所以降水量稀少，年均不足100毫米，最少的仅几毫米。盆地的大部分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大约占了我国沙漠面积的半壁江山。

本文所指的塔里木盆地南缘，是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半弧形的连接地带，与通称的“丝绸之路天山南路南道”基本一致。源于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以及天山雪山融水的有叶尔羌河（部分属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和田河、克里雅河、车尔臣河、孔雀河等，这些河流所经流之处和早期罗布淖尔地区，形成了一个个适于人居的绿洲，包括楼兰、米兰、鄯善、尼雅、且末、精绝、戎卢、扜弥、于阗、渠勒、皮山等地，人类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较早。

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居民点大多远离山体而接近沙漠，这就决定了这里缺乏开凿石窟的有利条件，所以佛教遗址以地面建筑（佛塔、寺院等）为主。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沙进人退）以及宗教战争，绝大多数佛教遗址不是被掩埋在沙土之下逃过一劫就是被捣毁一空。

塔里木盆地南缘南下、东进的交通十分不便，南边是高峰耸立的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东边是相对较低但仍较难逾越的阿尔金山。南部通过喀喇昆仑山的喀喇昆仑山口、因地拉科里山口等山口与罽宾（迦湿弥罗）、犍陀罗以及印度本土相连，东部越过阿尔金山山间缺口与吐蕃相接。塔里木盆地东端所在之地（罗布淖尔）交通便捷，西与塔里木盆地北缘相衔接，北与丝绸之路天山北路（高昌等地）相连，特别是东接敦煌与中原相通。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著名的从于阗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到中原地区的“玉石之路”源源不断地把于阗美玉输送到中原各地。

二、塔里木盆地南缘种族特征

西域自古以来就如一座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种族人类学上，西域是不同体质、不同人种的交汇地带，宽面型和狭面型、短颅型和长颅型等不同体质类型，以及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在这里相互影响和彼此接触。截止目前，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远古时期，西域缺乏当地土著人群和土著文化活动的迹象。处于中西交通要道的西域，从久远的年代开始，就持续不断地受到东、西方人种和文化的强烈影响。由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塔里木盆地北缘所处的塔里木盆地四周群山更加宽大高峻而难以逾越，而准噶尔盆地东、西山体都有较大的缺口，很方便东来西往，所以早期东、西方人群和文化往往先到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哈密盆地，然后逐步扩展到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

（一）先秦时期

西方欧罗巴人种由于各种原因较早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向塔里木盆地南缘迁徙，在整个先秦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方欧罗巴人种相较东方的蒙古人种在人数、分布地域等方面均处于优势。

1.距今四千多年前

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人群向东迁徙到了准噶尔盆地，然后越过天山到达了罗布泊附近的孔雀河流域，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欧罗巴人种。这已经在考古学上得到了缜密的证实。1979年，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发掘的42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人头骨。据韩康信先生的研究：“这组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非常鲜明，如颅骨较高、墩型较长、鼻突起明显、眉间和眉弓强烈突出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古欧洲人种的表现。”[1]

迁徙到西域古欧洲类型人群又可分为阿凡纳谢沃类型和安德罗诺沃类型两种。他们先后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后，以孔雀河流域和罗布淖尔等地为根据地，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散（西向塔里木盆地北缘东段、南向塔里木盆地南缘中段、东北向东天山地区的吐鲁番——哈密盆地）。其后，在与其他东西方人群的融合过程中，其古欧洲人种的特点逐渐发生了偏离。大概在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之后不久，东边甘青地区的蒙古人种人群也开始逐步向这里渗透，但其人数和影响都比较微弱。

2.距今三千多年前

更大规模的欧罗巴人种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持续不断地向西域迁徙，他们对西域的影响更加持久。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可能是通过北和西两个方向向西域迁徙。北边进入准噶尔盆地后，向南越过天山前往塔里木盆地，向东则达到了河西走廊等地（这些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种可能是游牧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等部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西边路线是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塔里木盆地北缘两条线向东北迁徙，在这两条线上的绿洲形成一个个居民点，另有部分一直向东迁徙到河西走廊，形成大月氏等部族。

近来有不少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了这批来到西域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种就是吐火罗人。并且认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葱岭西吐火罗斯坦以及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人在人种、语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这三地的吐火罗人分开的时间较长（达两千年之久），加之各自在当地与当地部族发生血缘上的融合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变异，三地吐火罗人之间的共同性在弱化。

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活动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据研究，同处罗布淖尔荒原，与古墓沟距离不远，只是时代较晚，出土于楼兰城郊东汉墓葬中的人头骨，主体同样为欧洲人种。狭长颅、高狭面型，却与欧洲人种中的地中海东支（或称印度——阿富汗类型）比较符合。这一基地，所出人骨中也见颤髋骨相对宽，面型宽而高，具有蒙古人种特征，显示了楼兰王国阶段居民种族多源的事实。从居民中具有欧洲人种特征这一角度细察，青铜时代以古墓沟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已被具有印度——阿富汗种族特征的居民所代替，他们与东来的蒙古种人共生共处。[2]

同时，东方蒙古人种的西进也一直在进行，他们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后，与欧罗巴人种共同生活，在这个时期，蒙古人种的活动明显在增强。

3.距今两千多年前

塞人和羌人大规模进入到塔里木盆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塔里木盆地的种族结构。

塞人越过葱岭，在塔什库尔干建立了稳定的居住点，随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塔里木盆地北缘两条线向东进发。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发展的塞人比较顺利地推进到了叶城、皮山、于阗、扜弥、戎卢、精绝等地，但在且末、尼雅、鄯善、米兰、楼兰等地却遭到了原先居住在此地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的顽强阻击，塞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段逐渐取代了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的主导地位，但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东段仍为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的天下。

塞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到达帕米尔，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并在纪元前后发展到罗布泊一带。在塞人进入前，这里曾是印度——阿富汗类型人活动的地区。有迹象表明，塞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只要在西部的于阗。据研究，古代于阗地区曾流行一种于阗塞语，其早期居民的主体应是塞人。或许由于塞人的到来，使此后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于阗以东地区。[2]

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中段且末县扎洪鲁克、洛浦县山普拉、民丰县尼雅等处，也出土了不少人骨资料。扎洪鲁克墓地，自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四三世纪，时代延续相当长。十分干燥的环境，使墓地主人不少成了干尸。这些干尸黄发、高鼻，欧洲人种特征颇为明显；对出土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结论同样是墓地主人以欧洲人种为主体，也混居着相当部分蒙古人种；尼雅河尾闾地段的精绝王国故址，主要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的遗存，这里同样不仅出土了高鼻、黄发的欧洲人种形象的干尸，也保存下来不少很好的遗骨。人类学测量结论是古代精绝居民的体质特征大部分与印度—地中海人种支系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而偏低的眶型和浅发又呈现古欧洲人种因素，可能为具有不同欧洲人种类型的混合种型。测量中还发现，这里的居民存在较多牙周炎、根尖脓疡、龋齿等口腔疾病，牙齿普遍严重磨耗。洛浦山普拉墓地时代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人种特点是眉弓、眉间及鼻骨强烈突起，鼻根深陷、狭鼻型，典型角形和“闭锁式”眼眶，同样显示了欧洲人种性质，结合其长狭颅、高狭面形，又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与尼雅遗址骨头资料显示的特征相当接近。[3]

羌人，以及来自东方的其他民族（包括汉人）也开始强势向西域迁徙，他们经过河西走廊或阿尔金山中的山间谷地，从塔里木盆地南缘东端向西进发，一直迁徙到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西端塔什库尔干等地。虽然这些蒙古人种部族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端没有取得优势，但是他们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西端以及塔里木盆地北缘西端站稳了脚跟。

从汉文文献的记载来看，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蒙古人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古老的羌族。据《后汉书》的记载，秦献公时（前384—前362年）伐西戎，导致一系列的民族迁徙运动。曾在青海河湟一带活动的一部分羌族部落，“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4]据研究，这支羌族后来经阿尔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分布在东起若羌，西及帕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些羌人部落在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后与当地的吐火罗人、塞人等印欧人群有一定程度的融合现象，楼兰人与鄯善人的形成应该就是这种融合现象的产物。[2]

这样，更大规模的东西方人种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共同生活。

（二）先秦以后

先秦以后，西边的部族、民族东向塔里木盆地迁徙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是东边的来自漠北蒙古高原、甘青以及中原地区的部族、民族频繁地向塔里木盆地迁徙。主要有匈奴人、月氏人、汉人、柔然人、吐谷浑人、嚈哒人、铁勒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等。其中，月氏人、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对塔里木盆地的种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2世纪，匈奴人南下，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公元前1世纪，汉王朝正式统一了西域，大批汉人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卫戍或屯田。2世纪左右，大量的贵霜人由于国内的战乱而迁徙中国，不少人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此后，吐谷浑人、柔然人、嚈哒人、铁勒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纷纷南下西进，给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民族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突厥语系民族的到来，为其后该地区的民族突厥化聚集了条件。

三、塔里木盆地南缘文化特征

不同的种族、民族不断向塔里木盆地南缘迁徙，从而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体系。

（一）先秦时期

1.距今四千多年前

来到孔雀河流域和罗布淖尔地区的古欧洲人种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发展起了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的小河文化。其后，安德罗诺沃文化也随着安德罗诺沃人的到来而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扎下了根，并在尼雅等地发展了喀拉墩文化。东方蒙古人种文化也开始渗入到这些文化之中，但不甚明显。

2.距今三千多年前

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给塔里木盆地南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楼兰发展了文明程度颇高的小河——古墓沟文化，还在尼雅等地与东方蒙古人种部族（如羌人等）共同创造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北方青铜文化。同时，来自塔里木盆地北缘东端的察吾乎文化和来自于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持续向东、向南扩散，不断地充实着印度——阿富汗系统文化的基础。这个时期，东方蒙古人种文化的强势影响开始全面展现，突出地体现在东方彩陶等文化因素对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

3.距今两千多年前

塞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中西段的克里雅河流域和车尔臣河流域等地发展了扎滚鲁克文化。同时，随着东方的羌人等部族和民族的大规模西进，他们的文化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某些地区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的楼兰、鄯善、尼雅等地，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群的文化始终占据着优势。

（二）先秦以后

先秦以后，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文化形态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在以于阗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段，以塞人文化为主，同时东方羌汉文化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很可观，另外原先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文化的影响也还存在，虽然很有限。在以楼兰（鄯善）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印度——阿富汗类型文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更多更频繁地流播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来自西方的祆教文化、佛教文化、摩尼教文化、景教文化等宗教文化，来自东方和北方的萨满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宗教文化，以及以不同部族、民族为载体的匈奴文化、月氏文化、汉文化、铁勒文化、突厥文化、回鹘文化和蒙古文化等。特别是月氏文化、汉文化和突厥——回鹘文化，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可见，秦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基本上形成了有密切联系的两大区块。其中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形成了在种族上以欧罗巴人种为主，同时融合了蒙古人种成分，在部族、民族上以楼兰（鄯善）人为主，在文化上以印度——阿富汗类型的楼兰（鄯善）人文化为主，在语言上深受吐火罗语影响的印欧语系为主的状态。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段形成了种族上以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的混血人种为主，在部族、民族上以于阗塞人为主，在文化上以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于阗塞人文化为主，在语言上以印欧语系东伊兰语为主的状态。这些情况，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快速传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种族、文化和语言条件。

此后，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和西段分别发展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楼兰（鄯善）佛教和于阗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由于复杂的民族变迁和社会动荡，楼兰（鄯善）佛教于公元四五世纪就衰亡了，从7世纪开始，汉传佛教在于阗的影响力逐渐显现，而于阗佛教虽然某些时期有些波折，但一直持续地发展到了11世纪初。

[1] 王 欣.吐火罗人的族属[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03.

[2] 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16.

[3] 李吟屏.和田春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10-11.

[4] 后汉书·西羌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