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很热闹。从方方狙击柳忠秧“跑奖”以来，“鲁奖”名声大噪，成为公共话题。方方的狙击战无疑是成功的，胜券半握的柳忠秧在“入围名单”上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诗人周啸天。诡异的是，周啸天和柳忠秧的“诗风”似乎难分伯仲，于是他的得奖，掀起又一轮热议潮。继诗歌后，报告文学这一摊也不平静，著名作家阿来的报告文学《瞻对》以零票出局，其他“零票者”未吭声，但阿来没憋住，发表了“三问鲁奖”的“抗议”，又是一阵热闹。后来，散文杂文这一奖项也出了一点状况，作家梁衡在落选后，发表《告白》一文，明言评委“被打招呼”……

有批评家促狭地揶揄道，所谓鲁迅文学奖，不但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还是一个被挟持、被绑架的“遗嘱”，它注定与鲁迅、与文学无有任何关联，而与体制、与“歌德”明送秋波。这是一种严重的命名学错误，它在以鲁迅（能指）之名，施行郭沫若（所指）之实。当然这个说法有点过重，获奖作品也并非都是“歌德”一统天下。不过这种“猛击一掌”的提醒也有可供反思之处——既然以“鲁迅”之名命名，是否此奖的“气质”应该独具特色？而不必煮成杂粮大锅饭？或者干脆就叫国家文学奖或者作协文学奖吧，似乎不必顶着以思想深刻与批评见长的鲁迅的名头。倘若是“鲁迅杂文奖”，倒还登对。阿来说，“我愿意看到，鲁迅先生因以他命名的这个文学奖的繁荣与每一个奖项都能实至名归而露出微笑。”可是我们无法想象，鲁迅先生会为怎样的文学而面露微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