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猫］

1785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有这么个报纸整天念叨自己，可又找不出不让它出版的理由，就想了个办法：收税。每出售一份报纸，收税四便士。税一重，报纸售价就上去了，一般群众看不起了，发行大受影响。不过摊贩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你限购是吗？那好，我不卖了，出租总行吧？租一份报纸看，只收一便士。

对于这种做法，英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重罚。对出租报纸者处以罚金50英镑。

至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做得就更过分了。有的报纸鼓吹无政府主义，支持虚无党，政府经常命令军警干涉，拘捕报纸主笔，不少人还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这些事情，都是清朝末年中国的报纸刊登的。1903年12月2日的《新民丛报》说起这些事，评论道：“今日中国政府，时时有禁阻新闻纸之事。然此等举动，非独中国有之，昔日各国，亦多有类此者。”

每当有社会大变革要发生的时候，媒体就特别繁荣发达，清朝末年也不例外。清朝的报纸有好几种，一种是官办的“官报”，由各地政府出资创办，被称为“三无报纸”（无新闻，无评论，无副刊）。还有一种，是民办的报纸，经常受到打压，不过往往也有官僚在幕后支持。再有一种，就是洋报纸了，大股东往往是洋人，说些过分的话，政府也只好忍着。这里面办得比较有名的是《万国公报》。据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在光绪皇帝住过的宫中发现了整套的《万国公报》，这让报社大受鼓舞——你们瞧瞧，我们报纸的读者都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