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平

20多年前，具有挪威血统的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向我推荐了一些值得关注北欧现当代诗人，其中除了已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外，还有豪格——这个当时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挪威诗人。勃莱还送给我一本他所英译的豪格诗选小册子。尽管那本诗集仅收入了20首诗，但当我开卷阅读，一下子便被豪格的生活与诗歌吸引住了：这位北欧隐士不求功名，几乎一生都生活在挪威峡湾中的一个小渔村，仅靠种植3英亩苹果园为生，堪称真正的园丁和隐居的诗人。平时，他或采摘自己种植的果子，或独酌自酿的苹果酒，或阅读各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与世无争地过着他所向往的陶潜式的田园生活。而跟他的生活一样，他的诗短小、简洁、质朴，却蕴藏着深邃的思想，直击读者的心灵深处。难怪勃莱如此评价：“奥拉夫·豪格的味道是持久的，犹如我们永不能忘记的柿子味。”

小村乌尔维克的园丁和隐士

奥拉夫·H·豪格（OlavH.Hauge，1908-1994），1908年8月18日生于挪威西部哈丹格尔地区的小村乌尔维克，父母都是当地农民。1925-1926年间，少年时代的豪格在乌尔维克上私立中学，后来进入当地的园艺学校学习，还在国立农艺学院及国家实验农场做过园艺学徒，学会了这样的手艺，为他日后提供了谋生之道。

豪格自幼喜欢读书，勤奋好学，是村里公共图书馆常客，他在图书馆博览群书，与图书馆管理员马格努斯·哈克斯塔德成了好友。哈克斯塔德曾在美国生活了37年，他常与豪格探讨一些文学问题，还专门订购了一些英语文学书籍，供豪格阅读，以此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豪格的父亲也向豪格传授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豪格还喜欢向当地的教区牧师借书，并与之探讨各种问题。这些都为豪格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豪格开始其诗人生涯的时候，完全置身于诗歌传统主流之外。1927年，他发表了第一首诗，在当园艺学徒时，他在松恩的多家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自己创作的诗和译诗。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很胆小而拘谨，性格内向，到了青年时代至50多岁这段时间里，他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且时时发作，先后在瓦伦精神病医院住过好几次。

1975年，豪格60多岁时，在一次朗诵会上认识挪威艺术家波迪尔·卡佩伦（1930-），并开始与之交好、同居，1978年两人终成眷属，在乌尔维克过着安静甚至原始的生活。来访者发现，豪格的房子里到处摆放着“财富”：手工制作的勺子和碗，用于阅读的木椅和书柜—书柜里装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学和诗歌书籍。作为热情的读者，豪格在一次访谈中谦虚地承认自己的一半生活是在文学世界中度过的，因此，在故乡乌尔维克，他一半是园丁和果农，几乎一生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以种植3英亩苹果和向村民提供园艺服务为生；而他的另一半则是渴热的读者和安静的诗人，在挪威峡湾的风景中，在松涛或拍岸的浪花声中，或读书，或写作，或沉思散步。

1994年5月23日，豪格以一种古老的方式无疾而终，享年86岁。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患病，仅仅是10天未进食而去世。在山下的教堂做过宗教仪式后，一辆马车拉着他的遗体回到山上，当时大家都注意到一匹小马驹一路上都欢跳在它的母亲和豪格的棺材旁边。

豪格虽然从20年代就开始写诗，但由于性格内向而被湮没了很多年。他离群索居，置身于诗歌主流之外，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与写作，因此他的第一部诗集《灰中余烬》直到1946年他38岁时才得以出版，其中收入了他的一些早期诗作。但此后，他几乎每隔5年就要推出一部新诗集，这种速度持续到1971年。其主要诗集有《峭壁下》（1951）、《树木慢慢在峡谷中变红》（1956）、《在鹰的簇羽中》（1961）、《东风里的水滴》（1966）、《问风》（1971）。在晚年，他也出版了几部诗集和诗选，包括《拾落穗》（1980）。他去世后，其不少遗作被整理、结集为诗集《这是梦》（1998）出版。由于他的诗歌成就，他先后获得过“挪威文学评论家奖”（1961）、“北欧儿童文学奖”（1983）等多种国际国内文学奖。

尽管豪格生前发表过一些散文作品，但影响不大。可是在他去世后，随着长达4000页的五卷本《豪格日记：1924-1994》（2000）的问世，人们才惊喜地发现了他杰出的散文才能。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许多文笔优美的书信，其中他写给挪威诗人扬·埃里克·沃尔德和妻子波迪尔·卡佩伦的书信，在他去世后被分别整理、出版，其中的文字表达诗人质朴的思想和纯粹的情怀。

豪格还是知名的翻译家，先后把一些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英美作家的作品译成挪威语出版，共有7卷。而他自己的诗，也被翻译成了英语、冰岛语、瑞典语、匈牙利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等数十种文字，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豪格的诗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其始终具有两个特征清晰的品质：一方面，他的诗歌频频采用与乡村生活、自然密切相关的主题和意象；另一方面，他对文学传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不过从豪格出版第一部诗集起，他对诗歌的感觉就一直在不断变化。在1946年出版的《灰中余烬》和1951年出版的《峭壁下》两部诗集中，他的诗作呈现出一种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语言特色。后来他的语调开始渐渐改变—在1966年出版的诗集《东风里的水滴》中，他的诗作集中于表现人类的日常情绪和劳动，显得更加自由，且时常用讽刺来进行幽默性的叙述：“如果你能写出一首/农夫发现有用的诗，/你应该幸福。/你永不能理解铁匠。/最难以取悦的是木匠。”（《诗》）。

在《灰中余烬》中，豪格的诗歌正式结构还比较传统，有诗节和尾韵，还有规则的格律，而从1951年出版的《峭壁下》开始，豪格就广泛采用了自由诗体。从豪格当时写下的日记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反对传统诗歌的怀疑论，他认为使用正式结构可能会损害和牺牲诗歌的内容。然而，他也并未完全摒弃作为修饰手段的诗节和韵律，但除了一些严谨的十四行诗，他更多地选择了更简洁、更柔和的诗节。

上世纪60年代末挪威出现的诗歌团体“侧面”，对老一代诗人中的豪格尊敬有加。这个群体的诗人喜欢豪格诗歌意象中的直接和自然品质，其最佳例证就是此时出版的诗集《东风里的水滴》（1966）中的作品。此外，这部诗集包含了豪格本人对诗歌创作的主张和声明：“……一首好诗/应该散发茶的气味。/或者散发阴湿的泥土和新伐的木头气味。”（《我有三首诗》）、“工作之余，你可以烤炙猪肉/读中国诗歌。”（《每一天》）。

虽然豪格早年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后来深深爱上了中国古典诗歌，并深受其影响和启示—他对中国诗歌的热爱并不意外，因为他本人十分崇尚陶潜式的田园生活。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那种简洁越来越感兴趣，中国古典诗歌对他的影响，从他1961年到1971年期间出版的诗集中看得出来。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豪格在诗里所提到的我们的这些祖先的名字：屈原、李白、陶潜、陆机、王维等，不仅可见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谙熟程度，还看得出来，他向往王维的辋川别墅，也仰慕屈原和李白的宏大的诗歌理想与精神。

因此，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诗歌是“新与老的抒情诗之间的对话”。其实，在他的“对话”中，包含着他与往昔和当代抒情诗的存在的对话，还有与其他语言的文学和文化的对话。豪格诗歌的对话部分，采用了对广泛的文学传统的参考。在他的诗里提到所使用的“互文本”的诗人及作品，可能是前浪漫主义、古典欧洲、古代中国的诗人诗作，也可能是挪威诗篇、浪漫主义诗歌、后浪漫主义的欧洲现代主义者的作品。

豪格的诗，形式变化丰富，从十四行诗到俳句般短小的诗作均有，其品质也因此而变化多端，但他的诗歌主体却体现了简洁的美—他通常以沉思性的途径切入微小或宇宙般宏大的事物。在他以多种方式来表现宏大与简洁的同时，他的诗还扎根于挪威本土的风景，具有典型的北欧特征：荒野与纯洁，人类相互之间的孤独以及人与自然的隔离。与此同时，他传达了一种与每个人和每种事物的结合感。

毫不夸张地说，豪格的诗在本质上可以被翻译成任何人类语言。其中有悲哀，有苦难，当然也有对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的梦幻，引导着人们积极地追寻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