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轻抒（四川）

读孙兆贵的小小说，有种久违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于当年沈从文他们那一辈人的风格，清新的、淡淡的，四月山里的风的味道。这股子清新之气是好久不曾感受到了。

这种风格在处理大题材时尤其显得珍贵。

不少人都在试图找大题材，觉得小小说已经走到了某种题材的末路上，好像没有大题材就下不了笔，而且为了驾驭大题材，整得自己很累。其实，小小说涉猎大题材没有错，但关键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角度去审视大题材，在于你是不是能驾驭得轻松自如。有一个词叫举重若轻，但举重易，若轻难。孙兆贵的三篇作品至少有两篇的题材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写得却轻灵自在。比如《留守的女人》，说当下留守妇女的问题，是个大话题，一般来说，写这个题材，稍不留神就会写成黄色小说，而多数人都在留守妇女生活、欲望如何艰难上下功夫，写得万般苦情，以至于千篇一律，最后大家都烦了。但孙兆贵写了一个留守妇女的心态，这个留守妇女虽然也有心猿意马的时候，却坚守着道德的底线；确有万般无奈，但能够自制，而且这份自制显得很美好。孙兆贵故意用一种看似淡然的文字，把一种疲惫写得颇有诗意。读这个作品，我们作为读者心里不沉重，但是我们心里却真真切切地能感知到留守妇女的不易，并对她们的坚守生出一份诗意的敬慕。

比较而言， 《打土豪》一篇矛盾就要集中得多，看起来也要沉重得多，那是关乎生死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孙兆贵却别出蹊径，写出了人性的善。崔二爷死有余辜自是不假，但是被自己的外甥一脚踢死就不对了，何况外甥久占还是崔二爷一手拉扯大的。崔家湾的百姓虽然恨崔二爷，但是对久占却颇有非议，觉得久占的做法不符合道德，这是在写出普通百姓最基本的善恶观，这份朴素的善恶观正是我们民族不灭的基石。久占一脚踢死自己的舅舅，当然是有丧人伦，但是出发点却不是什么阶级仇民族恨，而是不想让必死无疑的舅舅受更大的罪，“多年后，早已改嫁的久占的老婆却对人说：久占知道那场斗争会崔二爷必死无疑，为了不想让舅舅活受罪，才一脚将他踢死。回到家，久占趴在炕上好一顿哭！”这实质上写出了另一份善，这叫示之以恶，施之以善。最后一句： “这话，也不知是真是假”，看似无意，实则有心。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写出人性的善来，本就不易，而又能把血淋淋的东西一笔淡化，这叫举重若轻。

《过河》讲的是三兄弟发迹前和发迹后的故事。发迹前，遇上四个歹徒，三人能齐心协力打得歹徒抱头鼠窜；发迹后，三兄弟因为图谋对方的金子而相互算计，而且用的是酒中下毒的卑劣手段。但是，如果到此为止，依然是一个俗套的作品，关键是老三把老大、老二的尸体扔进河里之后，却万万没想到船老大的桨迎面而来——“老三正想转过身来，却被一支船桨重重地砸在了太阳穴上。老三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像个空布口袋，软软地瘫下去了。”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作为杀人犯的船老大对三兄弟的看法： “船夫弯腰搜出那袋沙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随后，一脚把老三踢下河，嘴里还骂了句： ‘他妈的，什么东西！’”

说起来三兄弟加上船老大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是，即便自己是坏人，也看不起那种有悖兄弟感情的做法。关于船老大的那句评价可算得神来之笔——你总会想起一个小偷真诚地骂另一个坏人没有道德的样子，有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巧手做山珍，这叫本事，要修成这样的本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山珍易得，制作不易。在找题材上下功夫，不如在巧字上花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