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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背书决定众筹生命力

2014-08-14刘戈

中外管理 2014年8期
关键词:杨勇人民公社背书

刘戈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IT大佬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最新的代表案例就是京东于2014年7月1日推出的众筹平台——“凑份子”。一个“最俗”的民间俗语生动地描绘了所谓众筹的本质,没错,众筹——这个听上去有点高大上的词汇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凑份子”。

然而在中国,众筹才刚刚兴起便遭遇多重质疑,“中国式众筹”该怎样破局?

避开信用风险的“凑份子”

其实“凑份子”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民间借贷行为。所谓金融,完成的就是财富的异地和延时支付功能,“凑份子”行为具备金融产品的所有必要属性。至今,在中国绝大多数县城和乡镇中,“凑份子”还是一种年轻人结婚的主要筹资渠道。每个成年人在他工作之后,持续地将一部分收入“投资”在他的同学、同乡、同事、战友、亲属的账户上,若干年后,在自己或者子女结婚的时候又会“收回”这笔投资。

“凑份子”通常应用于熟人社会场景中。在传统熟人社会,除非个别远走高飞、杳无音信的人会让投资人的早期投资血本无归,在漫长岁月中,熟人们总是会通过各种方式让投资获得相应的回报。通常,“凑份子”的投资回报率会跑赢通货膨胀率,以保证在投资人的早期投资不会亏损。这种投资方式,要比同样数额的货币在银行零存整取的回报率高得多。

自从众筹概念进入中国,许多人认为这将是互联网金融最有前景的融资模式,幻想可以用极低的门槛实现不少普通人的创业梦和天使投资梦。但是,将熟人社会中的“凑份子”,利用互联网变成“众筹”,最大的障碍就是信用风险问题,而且在现有社会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很难找到解决路径。

京东众筹业务试图避开这个死结,首批登陆平台的12个众筹项目中都是些文娱和智能硬件项目,这种众筹更接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险。

信任稀释考验众筹复制能力

在中国现有信用条件下,我更看好的是和互联网无关的“中国式众筹”。

不久前,我应邀考察了几家已经运转起来的众筹咖啡馆,与基于互联网的众筹理念不同,这种“中国式众筹”更多依赖熟人社会的诚信背书,也就是说更接近于传统社会的“凑份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家由北大校友众筹的1898咖啡馆就属于这种模式。

1898咖啡馆创办人杨勇设计的众筹模式是:设置200位“联合创始人”入股,所有创始人地位平等、股权等额。首期100人,每人3万元;第二期100人,每人5万元,入股费用转为消费卡,可以持续消费。创始人推选出执委会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其他人不干预咖啡馆的日常运营,创始人还有为咖啡馆组织活动、轮流值班的义务。按杨勇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咖啡馆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EMBA,创始股东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

杨勇们总结的众筹咖啡馆经验,对于其中的每一点我几乎都高度认同,包括“开咖啡馆不是卖咖啡而是做圈子”;“筹集总金额不能少,要能扛过风险最大的早期阶段”等。

不过,1898咖啡馆得以运转的真正背景在于,创始人杨勇拥有过去十几年北大校友创业协会秘书长的经历。也就是说,1898咖啡馆的信用背书是北大、北大校友以及杨勇过去服务于北大创业校友的付出。但这同时也产生一个悖论:即使1898咖啡馆能够做成功,也不能证明这种模式可以轻松复制到其他项目上。

“中国式众筹”看起来有些“四不像”:有点像普通公司、有点像传销企业,有点像宗教组织,有点像人民公社。像普通公司意味着这是一个商业组织,股东、管理者、员工一个也不能少;像传销企业则意味着经营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像宗教组织意味着股东必须有相近的价值理念和富有号召力的首领;像人民公社意味着生产资料为大家共同所有。

在这四个要素中,核心要素是一个在某个圈子里具有感召力、影响力和宗教般热情的发起者,这个发起者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信用和热心解决了成立组织的信用背书问题。而这种信用背书的使用权限通常只能是一个项目。因为一旦发起者的信用被多个项目所稀释,项目的运作就会面临新的信用风险。

“类人民公社”的想象

不久前,我随同一个农业考察团考察美国农业。在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地区,我惊讶地发现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老巢,一种“类人民公社”的组织在非常健康地存在并且运行着,虽然中国人把这种组织翻译为农业合作社,但其实比合作社的集约化程度更高,更接近于曾经的人民公社。

在这个由德裔美国人组成的生产集体中,除了土地依然归各户农民私有,所有的农业机械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集体甚至建有大食堂和幼儿园。看上去,完全符合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完美想象,也完全符合我对中国式众筹“四不像”组织的描述。

在这种合作社中,管理权由社员选出的董事会来行使。每个社员在选举董事时都有而且只有一票表决权,而非像公司那样按照股份分配投票权;所有董事必须同时是社员,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在盈利方面,按社员一年内与合作社所作业务的数量进行分配。

在美国,各种组织方式不同的合作社和单干农场及公司制农场和平相处,共同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美国农业。

工业化社会创造了公司这种最有效的组织模式,但公司制以资本为纽带,以盈利为目标,以纪律为手段的生产经营方式并不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同。人们渴望用更公平、更平等更符合人性的组织方式来代替公司制。

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通过多样性的组织模式组成新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知道它会存在,但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中国式众筹”或许是一条发现彼岸的新航道?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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