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

隋炀帝杨广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尽管他对隋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因此否认他的功绩与才能。魏徵在《隋书》中说：“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意思是隋炀帝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作为。在几个兄弟之间，是最有名声和成绩的。可见，隋炀帝年轻时是很出类拔萃的。即位之后，他在文治武功上均有建树，尤其是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度，堪称功利千秋的伟业。

如此有为之君何以导致亡国，历史自有其评说。不过，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解读某个事件，似乎也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610）隋朝当局曾刮起一阵浮夸风，整个事件着实耐人寻味，也令人啼笑皆非。

这一年正月十五，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诸蕃酋长（外邦首领）及使节应邀观摩，隋炀帝亲切会见并宴请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文艺工作者汇集洛阳，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当日，“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这样闹腾了半个月，“所费巨万”。从此以后，闹元宵“岁以为常”，并成为中国传统节日。

演艺盛况与灯火辉煌，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当局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展现盛世的风采，还要营造更为繁华的景象，以便让外国人大开眼界。

当时洛阳已是国际化都市，云集了众多西域胡人，经隋炀帝批准，特许胡人直接进入外郭城丰都市场参观或交易。市场事先被整饬一新，所有店铺都做了装饰，张灯结彩，盛设帷帐，店里珍货充积，琳琅满目，店主衣着华丽，神采奕奕；即便是卖菜的小贩，也会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外国客人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入坐，美酒佳肴款待；客人吃足喝好了，可以拍屁股走路，不必埋单；客人若要付钱，店主会婉拒说：“咱中原大国很富足，老百姓进餐馆从来不用付钱。”想必，官方提前承诺给补贴，要不店家何以如此大方？

醉眼朦胧的胡人离开酒店，摇摇晃晃行走，一头撞上路边的树干。奇怪的是，他没感觉到疼痛，睁开醉眼一看，原来路边的树干都被丝绸所缠绕。胡人脑子没撞晕，心里一愣，禁不住向路过的市民询问：“我也见过中国有穷人，他们衣不遮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而用于缠树呢？”市民默不作声，脸上浮现惭愧神情。

毫无疑问，隋炀帝这样大肆铺张，无非是忽悠外国人，让他们见识大隋帝国的繁荣富强，证明自己是英明伟大的圣王。说实话，那时候的隋炀帝颇有骄傲的本钱。即位以来，帝国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综合国力都呈现递增趋势；东都建设、运河开凿，体现了大手笔；对突厥、吐谷浑、契丹作战，取得了新胜利；开创科举、整饬吏治，焕发了新活力。

但在成绩面前，隋炀帝不禁自我膨胀，以至于飘飘然。他曾经自负地对侍臣说：天下人都以为我是生在皇家而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假若让我与天下士大夫公开比试，以文韬武略竞选皇位，我会当之无愧获胜成为天子！进入极端自负与膨胀状态之后，隋炀帝俨然有了更远大的抱负与追求：他要创立旷世伟业，使大隋帝国成为“四夷宾服”的霸主，自己成为“万邦膜拜”的世界领袖。这一次元宵盛典，就是他迈向更高追求的起点。

不过，盛典虽然繁华，却难以掩饰作秀的痕迹，所以外国人未必被忽悠得信以为真。倒是隋炀帝被自己营造的假象所忽悠，一心沉醉于创立伟业的梦想。在他看来，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动用全国资源办成。好大喜功的他当然不会计较成本，但对于天下百姓来说，每件事情都要付出苦涩与艰辛。据史料记载，此前完成的三大工程耗费惊人：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征用民工百余万；大业元年至六年修京杭大运河，动用民工三百余万。

众多工程的兴建与几次与外敌作战，已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隋炀帝不再追求更高的梦想，让民众休养生息，也许能保持稳定与繁荣。可是，他急于使“四夷宾服”，西线无战事之后，于大业八年发动对高丽（918-1932，朝鲜封建王朝之一）的战争，隋朝出动一百多万军队，却大败而归；隋炀帝不甘心失败，随后又两次出兵高丽，均无功而返。

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他绑架了国家和人民，使全国处于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状态，使社会滑入崩溃的深渊，也使自己走到穷途末路。史书记述当时境况，“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子不够用，拉妇女当差）。无休止的征战与劳役，导致“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大隋王朝终于在天下大乱中灭亡，隋炀帝及其家族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难以逃脱杀身灭族的命运。可见，那次浮华的盛典，也是隋炀帝及其王朝走向灭亡的转折点。

最为人诟病的是，在人民饱受磨难与痛苦的时候，隋炀帝却穷奢极欲，纵情享乐。他早已摘下争夺太子前的面具，不再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不惜耗费天下财力，“广立池台，多营宫观”；即便后期财力枯竭，依然“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

其实，凭借父辈打下的良好基础与自己创造的卓越成就，隋炀帝完全有望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圣王。遗憾的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没有把握好适度原则，而是顾此失彼。在个人功绩与人民福祉上，他倾向于前者而忽视后者，以致完成利及千秋的大运河等伟业，却因此失去了民心，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个人享乐与勤俭治国上，他倾向于前者而忽视后者，以致落下荒淫无度的骂名，也埋下透支国力的祸根；在急功近利与统筹兼顾上，他倾向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因此不惜发动战争与作秀，以至于欲速则不达，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