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印

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

来看看1925年冬天，《京报副刊》这样一则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其内容显然是针对大学生：阴惨惨的天气，呼呼呼的北风刮得人心冷胆寒！校课不用上，闲来愈觉得无聊赖……劝君莫悲哀，诸君采用下头的消遣法，即把笔提起来，详详细细写你个人的“性史”，做起一个有系统的记述，包管你打破这个郁闷的年关。

这则广告的作者乃是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其征集的内容比前些年引起社会争议的“绝对隐私”系列大胆多了。记者现摘录部分符合现在读者心理承受能力的：你竭力记起几岁时头一次知道两性的分别，其时的情况如何？你曾与同性（即男和男、女和女）恋爱过否？你曾嫖妓否？如果你是女人，曾否有过浪漫的性生活？未婚前及到现在曾否知道些“性教育”？看何种书？有什么实行？……请详细写出来。

张竞生要求应征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但事情当求真实不可杜撰，因这是科学研究”。并且，近乎赌咒发誓般反复强调此次征集绝非伤风败俗之举，而是有三个目的：第一，“为学问而学问”，因为性的学问比什么学问都重要。第二，引导人们进入“性的正轨”。第三，移风易俗，解决人们在性方面的困扰。

结尾处颇具现代广告的意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