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颖，吉林东丰人。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文化部中国画学会理事，文化部青联美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双聘教授，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邹立颖水墨人物工作室导师，中国长城书画院执行副院长兼艺委会秘书长，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54岁的吉林人邹立颖是位艺术家。

何为艺术？顾名思义，“艺”指技艺。一门手艺而已。“术”呢？有点神秘了，通常是和一些玄学联系在一起，如“点金术”、“巫术“、“盅术”等等。 然而，“艺术”的“术”之所以称为“术”，深究起来，只针对搞艺术的人，也就是自己本身。学了“艺”，就要对自己施“术”，于是着了魔般地画，画山、画水、画人、画自己认为可画的一切，直画到天昏地暗、日薄西山。

画了三十多年的画，邹立颖对待自己的作品似乎也“着了魔”。他在追求新意，墨与色的渗化，构图的变幻、清新、空灵；他苦心钻研水墨画，然而他画作的震撼力不在于精良的制作或某一个别人不能掌握的招数，而在于作品对民族性格的准确把握，对民族气质的深入理解。

在当代绘画艺术语言界限逐渐模糊的今天，水墨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西方绘画保持着距离和相对独立性是可贵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推进，水墨画也逐步从少数文人情怀中解脱出来。水墨画注重写意为本，崇尚逸品，画品置先，形随其后，可见画家精神层面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但如何将对物象的印象，提炼上升为主观感悟，将客观的影子减弱，使蕴含着情感的形态自然生成，逐渐达到具象不忘抽象，写实不忘写意——在邹立颖的作品中，可以着实欣赏到经过过渡所提炼出的写意形态。

林语堂曾说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决不肯俯就成规，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即是艺术的灵魂。”顶着一大堆头衔的邹立颖，在与《经济》记者的谈笑之间透露出了十足的“个性”。“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30年之际，今天我唯一的头衔是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的身份。”邹立颖用这番话开始了两个小时的访谈。

长城其实是一种文化

《经济》：请您说一下您眼中的长城以及您认为该如何利用长城这张名片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

邹立颖：先说说什么是长城。首先不管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是青年人抑或再小一点的孩子，提到长城，那一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但是在每个层面的人心目中它的概念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2000年以前中国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者的侵略，长城是一种屏障的象征。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是对长城进行了物理上的阐述。实际上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意义了。你想想，我们现在还挡谁去啊，所以现在的它不是这个意义。

那么就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长城是一个景观。我觉得单纯地把它定义为旅游点，定义为八大奇迹之一，去挖掘长城的什么起源，再去宣传什么名长城野长城的，把长城变成一种为当地创收的概念，这也远远偏离了长城的意义。说到底，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当年我去井冈山和延安宝塔山采风的时候，我深刻地感受到长城和这些历史遗迹有相似的地方。在没去之前，我对井冈山的理解仅局限于井冈山朱毛大会师。然而当我去了江西之后，当我想到当年长征路上光是江西籍有名有姓的战士就死了五万多人，可以说长征每走一步就倒下一名江西籍的战士。这种想象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一种震撼。所以说，游长城也如此。我们不应该说去长城就是去看看热闹，去看风光，看水啊、山啊、风啊、云啊、雾啊什么的，而是把它看做是心灵的一次净化。

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镌刻着英烈的名字，都记载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今年是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字30周年，我们再次来弘扬长城、纪念长城不是说这块土墙怎么样，而是为了唤起全民族对祖国对疆域的热爱，从而升华更多的爱国主义意识。

《经济》：对于长城的保护，从精神上我们该怎么做？

邹立颖：对，正如你说，物质上的保护是很容易的。咱们设点屏障、拦个警戒线、竖个牌子这些都能做到。但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这就涉及民族虚无，民族置信的一个问题了。

长城是一种文化。但可以说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别是艺术品，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价位是最低的。原因何在？这跟我们近代饱受列强的侵略、俘虏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现在也是一样，200年前遭受的是武力侵略，现在则饱受文化侵略。所以引用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即可领悟如何去从精神上保护长城，那就是“民族的强大是文化的强大”。当民族文化崛起的那一天，就是真正能从精神上保护长城的那一天。

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

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如果不能进入稳定状态，就可能陷入无法深入的窘境。“熟能生巧”对前创作阶段是一种“进入”的要求，而对后创作阶段，“熟”则可能成为障碍，因此“熟”后生是对创造活动向高层次“提升”的要求。

《经济》：您作为一名军旅画家，能跟我们聊聊与一般的画家相比有何特别之处吗？

邹立颖：军旅画家的前提便是我是一名军人。不管我是从艺、从文、从商，我的定位都是一名军人。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是一名军人美术家。这个定位意味着一种使命，那就是我现在通过画笔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对军队有一种鼓舞和引领的作用，都应当能够提高士气，对打胜仗和听党指挥这方面来说能起到推手作用。这个定位也是我作画的基准。如果离开定位纯搞艺术，那只能称作“玩艺术的人”，而不是“军旅画家”。

其次，我主要画的是人物。如果想表现现实主义题材，表现部队的军旅生活，表现当下改革开放人们的精神面貌，我认为通过人物画表现最为直接。

第三，我经历过陆军生涯，也一路辗转到海军服役。可以说，我的部队生活经历比较丰富。老话道经历是艺术之母，优秀的作品都是生活的馈赠。有了深厚的生活底蕴，再加上我从小就喜欢这东西，这得以使我全身心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上。

《经济》：您钻研水墨画数十载，当代水墨画作为新生力量在中国画坛已得到长期的发展。那么从艺术教育这个角度出发，当今的青少年水墨画学习者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创新？

邹立颖：回顾以往，纵观艺术的发展史，没有哪一个重大的进步不是来源于创新的，只有创新才能给艺术发展转折带来希望。当然，创新绝不是一句简单直呼的口号，更不可以以西方为模具，创新既要根源于传统又要契合于时代，在艺术实践中还要解决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劲入侵，创新意味着突出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充分理解运用民族资源，保持本民族文化独步天下的风采。

另外，我理解的创新并不排斥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资源。创新需要把外来优秀文化融入到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中，丰富我们新的符号系统和新的视觉效果。拓展传统审美境界是理所当然的，当代文化身份和当代文化内涵就应包含有直面两种文化的碰撞与挑战的勇气，在迎接挑战中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找到发展自己的线索，去同一个平台上与国际主流艺术对话。

从当今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主要是专业美术学院为主体的教育模式，从开办体系的师资力量到学科建设，都比较规范，但由于这种模式偏向专业化、技能化，人文氛围比较浓厚，培养出来的学生综合文化素质较差，难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中国美术教育应该根据自己的地域、人文、传统等所有的综合条件，来强化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绝不应该向谁看齐，如果所有的油画、国画都向一两所美院看齐，那岂不是中国办两个学院就可以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