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

这是上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起真实案件。

1.西渡

黄昏时分，前后三辆黄包车相跟着停在了东和洋行的大门口。

从第一辆车上下来的，名叫金玉钧。40岁开外的年纪，个头不高，但身板结实敦厚，腮帮子上的咬肌尤其发达，常常随颌面的开闭不由自主地鼓凸成一块硬疙瘩，让他的面容流露出了几分冷峻。

金玉钧一跳下黄包车，即热情地回脸招呼第二辆车上的那位：“到了，洪先生，这就是东和洋行。”

“喔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和啊。不错不错，确实很好。”说话间这位也抬腿下了车。洪先生名钟宇，跟金玉钧相比，要足足高出一头，长得面目俊朗、玉树临风，举手投足间还透出几分洋气。

东和洋行位于铁马路（今河南北路）与北苏州路的交叉路口，是一幢有着花岗岩外饰的三层楼房。临街一面的回廊式阳台向内收敛，拱形的廊柱散发出浓郁的欧陆古典风味。

第三辆车上下来的人叫北原，是金玉钧的随从。

听这三人的名字，也许不难品出点异味吧？没错，三位的确都不是中国人。金玉钧、洪钟宇是朝鲜人，而北原，则是日本人。那么，这样的三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在上海滩出现呢？

此事说来话长。

2.溯源

先说金玉钧。

时年43岁的金玉钧在当时的朝鲜可是非同小可、鼎鼎大名。此人是朝鲜李氏封建王朝末期著名的改良派代表人物，主张思想启蒙、政治独立、内政改革，对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国体、政体均所称道，仰慕之至。李氏王朝和中国的明、清两朝基本同步，自14世纪以来，统治朝鲜半岛长达500多年，直到1895年被日本吞灭。金玉钧受早期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启蒙，还在31岁那年，就同洪英植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开化党”（又称“独立党”）。两年后，在日本驻朝公使的策应下，开化党在汉城一举暗杀了7个守旧派大臣，发动了著名的“甲申政变”，创建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新政府。然而好梦不长，仅仅三天之后，中国的大清皇帝便应朝鲜的乞援，命令驻扎汉城的袁世凯率军将政变镇压了下去。朝鲜和当时中国周边的许多小国一样，属于大清的藩属国，每年都要向宗主国称臣纳贡；还接受大清派出的军队常年驻扎，以作靖卫。藩君有难，太上皇当然不能不帮，再说开化党主张的所谓“独立”，就是要脱离中国，倒向倭夷，这叫吾皇如何容忍得了！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血腥镇压。在日本公使的帮助下，金玉钧侥幸脱逃，从仁川下海东渡，从此有家不能回，有国不得归，化名隐身，浪迹日本和欧美。

金玉钧虽已亡命海外，但李氏王朝对他的仇恨仍刻骨铭心，一刻也不曾稍忘，哪怕他攫取的只是“三日天下”。嗨，别说三日，就是三小时、三分钟，也绝不是任何一个独裁者所能容忍的！李家五百年的基业竟然被瞬间撼动，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不报此仇，难解心头之恨啊。

再说洪钟宇。

此人是朝鲜旧官吏的后裔，早年留学法国，会说多国语言，后来长期滞留日本。金玉钧侥幸出逃后，鞭长莫及的李氏王朝为了诛灭隐患，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到处寻找可以代替他们铲除乱臣贼子的杀手。终于，使臣在东京找到了洪钟宇。洪钟宇其实并非理想中的职业杀手，杀人于他是外行，但他对旧王朝葆有一颗愚忠的心。经过一番洗脑，洪钟宇热血沸腾，慨然允诺为君圣消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洪钟宇领受任务后，即开始跟踪和接近金玉钧，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得悉金玉钧即将前往上海的消息后，洪钟宇颇费踌躇，生怕其一去不返，逃之夭夭。于是他也购买了同一航次的船票，尾随金玉钧上了船。在船上，他假装偶遇，和金玉钧攀起了老乡。金玉钧去国多年，孑然飘零，身边没有人会讲韩语，连用个随从也是日本人，能在这茫茫大海上撞见自己的同胞，自然一见如故。一来二去，两人相谈甚欢。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结束，双方约定，到上海后一起入住东和洋行。

1894年3月27日，金玉钧带着北原，和洪钟宇搭乘同一艘客轮从日本来到上海，一同入住位于苏州河畔的东和洋行。

需要特别挑明的是，此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只有不到四个月时间了。

3.话说

初听东和洋行这个名称，许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一家商贸机构，其实不然，事实上它只是一家旅馆而已。

检视日本同上海的交往，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最早登陆浦江之滨的东瀛客中，绝少商人，更无政客，而是被一个名叫“三三”的“东瀛名校书”，即高级妓女，打了头阵。时间是明治天皇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年：1869年。

随着“三三”的到来，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从最初的7人，迅速攀升到168人。到1909年，上海的日本人已经多达8209人。那些最早跟随“三三”闯荡上海滩的日人中，男性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女性，性别比例不仅失调，而且倒挂。这些勇于抛家别舍、远涉重洋的女性，不用问，肯定都是乡土观念淡漠、思想前卫的女汉子，不可能是普通良家妇女。事实也的确如此，女汉子们基本上都是被称为“唐行妇”的花柳女子。在日本明治政府的怂恿下，“三三”一马当先，为日娼的跨海西渡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东洋女郎屋”、“东洋茶楼”之类的卖春场所，已经充斥上海的西华德路（今长阳路）和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并且向虹口美国租界蔓延。大量来自长崎的东洋“丑业妇”，把一个腥骚放荡的日本国，鼓噪得声名大振。

许多上海人都应该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汇叫“拉三”。意思是指生活作风不端的无良少女或女性。这个莫名其妙的词汇究竟是怎么来的？恐怕没几个人搞得清楚。其实源头正在于那个来自东瀛的高级妓女“三三”。在她的示范表率之下，一个“三”字，从此具有了讽喻的意味，凝固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三三”以身体为资本，开疆拓土，闯荡海外，为急欲转型壮大的日本打开了一片对外交流的新天地。

与此同时，类似“三三”这样的东洋女子也大量出现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南洋一带。一种相同的社会现象的规模化出现，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发，一定与其背后国家力量的推动密不可分。endprint

日本的开埠开放，是1853年在美国军舰的威逼下实现的，一举结束了闭关锁国几百年的历史，算下来比上海开埠还晚了整整10年。但和中国人被迫开门后却一直惦记着再把门关上不同，日本人一旦选择了开放，就全身心投入，显得极为迫切主动。对于日中之间的这一巨大差异，国父孙中山早在青年时代即已洞若观火，他在1894年6月写给李鸿章的自荐书中曾经分析道：“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

然而受限于狭窄的国土、贫瘠的资源，开国之初的日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物产来同外面的世界交换，面对“圣贤之邦”的“大唐”，他们深陷“只有中国人来，没有日本人往”的尴尬与自卑之中。欧洲列强可以凭借坚船利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门户，他们有什么呢？暂时，他们还无力扭转自唐代以来一直弱小于中国的现实，只能在上海的土地上叠印下他们最初的出口——妓女和旅馆。不惜以牺牲一代妇女的幸福为代价，让妓女充任门户洞开的急先锋。

此说绝非臆测。如今50岁上下的人一定都还记得，1970年代末期，中国曾上映过一部著名的日本电影《望乡》，影片中由田中绢代扮演的阿琦婆，就是这样一位“三三”式的人物。电影中，那些迫于政府压力而流落南洋、卖春异乡的“阿崎婆”们，满怀对家国的怨怼，即使落葬入土，也要恩断义绝地背对日本。

作为旅馆，东和洋行最初也和它在上海滩的日本同行一样，需要靠日妓来招揽生意。但这种千篇一律的业态模式，使它无法打开局面，崭露头角，只能跟在其他同行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想要脱颖而出，争胜上海滩，必须别出机杼。1890年10月，东和洋行在日文版的《上海新报》上刊登广告，公开发布他们对蓄娼招嫖的排斥立场，决意反其道而行之，与色情决绝，声称：本店除了拒绝“丑业妇”进入，“妇人如果不是和丈夫在一起，或是没有相关人的介绍，本店也将断然拒绝。”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煞根。矫枉必须过正的传统，显然也是取自大唐。正是这样一种蒂固根深的东方文化，塑造了日本，使之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文化，是超稳定的，一旦形成，要改也难。

到了19世纪末期，一度疯魔的日本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开始对日娼的盛行深刻反省，采取种种手段予以禁止。但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不是轻易就能斩断的。直到1928年，上海的日本娼妓仍然高达628人。

金玉钧选择东和洋行这样一家旅馆落脚，一则在于他一贯亲日的立场，再则也是为了躲开三教九流的混杂，尽可能避免一切不安全因素。

4.危机

金玉钧没有想到，最大的不安全因素恰恰就在自己身边。

眨眼之间10年的逃亡生涯过去了，虽然明知李氏王朝不会善罢甘休，但时过境迁，金玉钧紧绷的神经已经一天天松弛了许多。此行是往上海，那是一个跟朝鲜和日本都不相干的第三地，从一踏上远航的客轮，他便有了遁出众矢之的的解脱感。日本人狼子野心，翻脸不认人，对他这个失势的开化党魁，竟然报以流放北海道的处罚。这算什么事呀？看来东瀛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必须脱离魔掌，从长计议，以图东山再起。而上海，是当下东亚最著名的自由港，想来应当是一个玉汝于成的理想选择吧？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让心事重重的金玉钧吃不好也睡不安，倍感疲惫，从昨夜躺下之后便呼呼酣眠，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才刚刚醒转，仍赖在床上不肯起身。窗外，春日曈曈，暖意融融，更使他的根根懒筋都舒展不开，虬结成了一团。中午时分，实在抵不过辘辘饥肠的催逼，金玉钧这才唤起同屋的北原，去外面饭馆端回两碗咸菜肉丝面，呼啦啦一通狼吞虎咽。吃完，一抹嘴巴，躺下来接着睡。

北原年轻，觉浅，睡到这会儿已觉得浑身的劲头都回来了，但主人赖床，他也无处可去，只得倚在床头打盹。

洪钟宇却早已精神抖擞地转悠一上午了。

昨晚入住后，金玉钧和北原在二楼要了一个双人间，他借口不方便打扰，自己独个儿在一楼开了个单间。重任在肩，虽然一路上他也没休息好，但这会儿哪有心思抱枕安眠？一夜辗转，心里念叨的都是不辱使命，剪灭朝奸。后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也是非常的不踏实，天刚蒙蒙亮就醒了。此后几度上楼打探，见金玉钧始终房门紧闭，鼾声如雷，这才放下心来，专心回房准备。

既然是代表皇家执法，他需要郑重其事地做好准备。

洪钟宇从箱子里拿出收藏已久的朝鲜官服。

这是一种成型于15世纪的朝鲜传统服装，很有特点。设计简单，没有口袋，但颜色艳丽，飘逸干练。男装名曰赤古里巴基，女装叫赤古里裙。赤古里是黑色或彩色的半襟马甲，内衬洁白的宽袖衫；巴基是阔腿的灯笼裤，适合盘腿正坐。女装则是与赤古里连为一体的高腰裙。当然，如果是在国内上朝，正式的官员着装应当是蟒袍，与中国的官服相类似，这也是受中国明王朝对藩属国赐服的影响而形成的。

穿戴停当，洪钟宇掏出手枪，将弹仓内的子弹一颗一颗取出，仔细过目，再一颗一颗填入；掰开枪栓，顶膛上火。

日头已过正午，悄悄向西偏移。洪钟宇把手枪笼入衣袖，大步上楼。

百无聊赖的北原正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忽听得有人敲门，赶紧起身开门。只见门外站着的洪钟宇焕然一新，一身簇新的朝鲜服使他与先前判若两人。

“嗨嗨，我以为谁呢，原来是洪先生啊。”

洪钟宇微微一笑，不语，顾自抬腿进门。

“北原君，麻烦你受累跑一趟，替我送封信。”洪钟宇边说便将一个信封递到北原手中。同时递过去的还有一枚墨西哥鹰洋。“这点小意思请笑纳。”

他必须支使开这个累赘，以避免节外生枝。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送到，洪先生放心。”北原喜孜孜地接过信封，问清楚详细地址，扭头就走。

还在睡觉的金玉钧似乎被他们的对话吵醒了，嘟囔了一句，“别闹，让我再睡、再睡……”翻个身，又睡了过去。

耳听着北原的脚步声踢里踏拉下了楼，消失在嘈杂的市声中。洪钟宇返身掩上房门，掏出手枪，对准床上的金玉钧，连扣三下扳机。endprint

砰、砰、砰，三记枪响震碎了东和洋行午后的安宁……

5.后患

第二天，洪钟宇被满清上海县署逮捕。随后，上海道、县两级衙门，按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饬令，将洪钟宇暂押上海县署，等待朝鲜国派员来沪交涉处理。

洪钟宇并没有逃跑。枪响之后，眼看着金玉钧在自己的逼视之下翻滚、挣扎、毙命，洪钟宇如释重负，大气长吁。稍稍平复一下激跳的心脏，便笃定泰山地回到自己房间，静观后事，俨然一个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侠士。他知道，这件事中国政府管不了。

4月5日，朝鲜陪臣徐君专程由天津赴沪，会晤上海县知县黄承暄，商定将洪钟宇及金玉钧尸体送回朝鲜。4月12日，中国北洋水师派军舰护送徐君，将洪钟宇及金玉钧尸体由上海载回朝鲜仁川。

得到金玉钧的尸体，朝鲜李氏王朝的守旧派大臣欣喜若狂，为发泄积存多年的愤恨，一帮老朽新贵居然漏夜戮尸，然后将其枭首示众——就是对金玉钧的尸体刀刺斧砍仍嫌不解气，还把他的脑袋割下，悬挂在高处示众，借以警告那些胆敢与王朝作对的敌对分子。

几天后，朝鲜高宗皇帝亲自出面接见洪钟宇，盛赞其忠君雪耻、报仇有功，将其高调释放。此事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东京城内连续举行大规模集会，悼念金玉钧，抗议中国政府唆使和偏袒洪钟宇，一些右翼社团强烈要求发起一场复仇战，日本朝野充盈着对华宣战的炽热火焰。然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以为：“为一亡命政客之横死而发动复仇战，终究是不可能的。”

日本当局需要一个更为充分的出兵理由。

理由实际上已经存在，只不过尚欠火候。1894年2月，朝鲜东学党以宗教名义发动农民起义，旗帜鲜明地打出“尽灭权贵、逐灭倭夷”的口号，占领郡县，建立新政权。有韩国国父之誉的金九也是这次起义的参与者。5月底，起义军一举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控制了南部的三个道，朝鲜全国政局震荡，岌岌可危的李氏王朝再次向清政府发出了乞援书。按照祖宗惯例，他们迷信中国，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堂堂中国镇得住小日本。没错，自唐高宗大胜倭王海军于白江口以来，日本还从未在中国人身上占到过便宜。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丰臣秀吉靠武力统一日本，随即发动全面侵朝战争，明神宗应藩属国朝鲜王之祈求，倾举国之力出兵援助。历时七年，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到1598年，终于得胜而归。这是一场靠中国人独立完成的“抗日战争”，虽然代价高昂，但还是保住了“天朝大国”、“天下共主”的地位与尊严。

背负着美好而沉重的历史包袱，自我感觉绝佳的慈禧、光绪之流，浑然不觉今非昔比，自己其实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满口答应朝鲜王的要求。一方面急命驻朝的袁世凯部出兵靖难；另一方面——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运输船发兵朝鲜。

日本当局终于等来了一个十足的理由。一心谋求东亚霸主的明治天皇随即下令发兵仁川，一场朝鲜内乱，顷刻之间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绞杀。大唐与大和之间强弱对比悬殊的历史旧梦到此终结。

1894年7月25日，在距离东和洋行刺杀案3个多月后，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海面，向清军运输船发起突然攻击，打响了甲午战争第一枪……

（责编/朱 近 插图/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