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必然遭遇挫折。一些老问题一直没解决，新问题又十分棘手，农场主犯了难。

历史遗留问题——农业保险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刘胜祥的家人曾在湖北咸宁办家庭农场，但终因收成不好也招不到人，亏损了一年之后，又打道回府了。刘胜祥告诉记者，他从未听说过种地也能买保险：“找谁买保险？不可能的事。种地的事，天气不好就收成不好，市场行情不好作物也没销路，这让人家怎么给我承保？”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现代农业研究室主任蒋和平告诉记者：“农业生产相对复杂，农民比较辛苦。遇到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民一年到头血本无归的情况并不少见。问题是，目前我国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保险产品没有发展起来。”

但实际上，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为农民服务是国家一直在提的事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成立的中国人保就将农业保险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时的农业保险是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推进的。后来农村合作化进程完成，人民公社承担起防范农业风险的责任。自此，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这一停就是20多年。

1982年，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8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农业保险，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问题是，号召有了，但对于农业保险的工作一直存在政府职责缺位、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

2007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生的王永波召集乡里22个农户成立了正定县鑫农粮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谁知道，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就迎来了恶劣天气，小麦质量不过关，2000多亩的收成都白费了。第二年，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市场不景气，合作社再度亏本。探索规模化生产道路的梦想不灭，王永波又承包了500亩土地种蔬菜。没想到那年冬天南方发生雪灾，他在湖南培育的大葱苗全军覆没，其他作物也是行情低迷，让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王永波退掉土地，回到本村又承包了30亩地搞蔬菜种植，竟然又遇了大雪天气，严重影响白菜收成。屋漏偏逢连夜雨，之后他四处筹钱建起的蔬菜大棚又被大风刮平。“连年亏本让我苦不堪言，如果有农业保险的话，我可能少亏些，‘东山再起也容易些。”王永波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认为：“农业保险是大家很少能想到的问题，也恰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在就我了解的情况来说，关于农业的保险还是有的，覆盖面也还不错，但问题是，赔偿额度非常小，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金融创新雷声大、雨点小

目前，农村金融投入也不是很理想。

蒋和平认为，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较为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对资金投入需求加大，“但中国农村整体在金融方面跟不上趋势，商业银行始终表现得太保守。”

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正定召开座谈会时，王永波除了向习主席报告了收入状况，也对习主席直言了3点建议：“一是农村要有人回来种地；二是农业经营要有新型组织化程度；三是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王永波告诉记者，这第三点一直是他很着急的事。

尽管今年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王永波仍表示“并未感受到优惠”。

他说，2009年至2010年，他走进县城一些银行问贷款的事，得到的答复无外乎是“你拿什么还？”心里也清楚因为土地不能用作抵押，银行不可能冒险，王永波还是赌气地跟家人说：“这辈子不再跟他们打交道！”

但因资金紧缺，这两年，他又不得不去求银行贷款。这次他没抱太大期望，没想到银行工作人员听到了他最近的发展情况之后，认为他具备了还贷能力，竟同意在一定条件下贷款给他15万元，这数额足以解燃眉之急。王永波松了口气，但银行提出的“条件”又让他为难了——找一家担保机构。而银行如果收1%的利息，担保机构就要再收0.5%的利息。“我是农民，又不是生意人。但为了生存，不贷又能怎样呢？”

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很清楚现在农户贷款有多难，也一直在想办法。我们曾有过建立‘土地储备基金为农户贷款做担保的想法，但终因各方面困难不能付诸实际。我们有这个心，没这个实力。”

据悉，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农民承包经营权证抵押贷款的试点。农财办负责人透露：“这方面工作的基础是土地确权，但土地确权工作由于常年累积的问题也只能缓慢推进。”

蒋和平提出，在农业贷款期限上银行也应该更加灵活。“现在普遍贷款期限是一年，这对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农户来说没有问题，但对种植花卉苗木等盈利周期长的经济作物的农民来说，就太勉强了。贷到款之后，如果能够调整周期，对家庭农场来说也会是个好消息。”

民间集资更是讳莫如深。对于集资方式，王永波心里早有一些打算：“银行贷款难，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些办法，比如搞一些互助合作、入股分红等。但现在，国家管得太严。”

这种“严”，在王永波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了，“非法集资是该管，但现在一棒子打死，想认真做民间集资的人也只能闭嘴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告诉记者：“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了。国家也在努力解决，很多地方也已展开农村金融创新。”接到记者电话时，孔祥智正在江西崇义县调研，当地政府与银行之间进行了沟通，调动起银行积极性，专门为林业经营主体贷款提供绿色通道，只要流转到了一定规模的土地，就能经简化过的流程申请贷款，成功率也较高。

这些年，央行与国有银行针对农业扶持出台的指导意见并不少，但蒋和平认为这些都只是“喊一喊”，具体政策非常少，能落实的更少。另外，政府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始终没有提上来。

张元红则倾向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让与家庭农场有业务来往的龙头企业组织成立担保机构，他们掌握了农场的现金流、原料、产品、流通等各方面信息，担保更高效。”

补贴不少，缺乏规范

正定县里现有的家庭农场最少的流转到了100亩地，最多的流转到了260亩地，这些农场大多已经开始申请政策补贴，但受到补贴的力度不一。

从成立合作社开始，王永波就接受过县里的政策补贴：“我那时建沼气池，是自己准备的水泥石材，县政府那边派人来免费给我建；另外现在一般的政策是一个蔬菜大棚补贴2000元，但成本将近20000元。”

因为出口创汇表现优异，也因为实践了高科技种植技术，武汉市东西湖区种植睡莲的农场主徐向阳被评为“全国科技示范户”。2013年当地政府对他起到的示范带头作用给予高度肯定，给徐向阳发放了一笔每年5万元、连续3年发放的补贴，还有一笔大型农机具的补贴。

其实申请补贴不是那么容易的，王永波在申请补贴方面也遭受过打击。他今年申请建立大型储存冷库，好让蔬菜在价格最优时期上市，增加盈利。没想到，因为建设冷库用地属于“建设用地”，审批非常艰难。“补贴项目的申请非常严格，要求的条款很多，申报材料也必须非常规范，包括土地手续在内的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才能申报。土地手续办好已经3个月过去了，建设冷库的补贴申请期限也过了。现在尴尬的是，有了地，我却没钱建冷库。但更无奈的是，这块地的租金我同样要付着。”

作为“名人”同时也是村干部的王永波尚且如此，普通农户该是怎样的情况？

正定县东邢家庄普通家庭农场主张金山告诉记者，村里今年做过关于家庭农场的宣传，他对于扶持政策也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政府对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太少了，即使有了补贴我们还是买不起。”

记者向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询问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规则，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省里发到县里的家庭农场补贴资金有限，每年的补贴项目也都不一样。我们也并没有收到一个明确的规则说明。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调查，尽量满足需求。如果说补贴发放是按照土地流转面积来安排，我们还有一定依据，但现在是按农场自己申请的项目来算，在补贴发放对象、数额上我们确实也不好掌控。”

张金山还告诉记者，“没有关系的农民就算有钱买大型农业机具，也不一定能得到补贴。”

对于这个问题，孔祥智说，“提到人为因素，自古以来就无法避免，有关系的就算是不符合条件也能拿到补贴，这样的现象并不是没有。政府应该对补贴进行公开，杜绝徇私舞弊行为。”

“家庭农场发展，就像是个孩子在学走路。你在旁边扶一把、告诉他怎么迈步，他学会了你自然可以放手。现在若不扶着他，他一直摔跤，也许就再也不愿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