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华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750021)

论近代宁夏教育转型的地域特征
——兼论近代宁夏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

邓 华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750021)

宁夏地处西部地区，在剧烈变动的近代社会，其教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转型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地地域性特征。地域层次性，多样性，不平衡性等种种特征的结合，充分体现出作为具有独立作用和功能的社会事业，具有独立的地位、作用和运行发展规律。与此同时，教育的发展又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教育的发展也彰显了时代的特征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近代宁夏； 教育； 地域性特征

中国近代史历程，从时间上来看，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从环境来看，开始于近代封建制度衰落、列强侵略加剧的环境之中，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宁夏地处于中国西部边陲，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东部省份，虽然在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改革中，宁夏地区的教育也受到了深深地影响，推动了宁夏教育由传统的封建教育向近代的新式教育转变，有力的促进了近代宁夏教育的转型。同当时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层次性，多样性，不平衡性一样，近代宁夏教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转型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本文就试从近代宁夏教育转型的地域性入手，分析宁夏近代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与其他省份的不同，并以此揭示宁夏近代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探讨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宁夏近代教育转型概述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有识之士揭开了民族救亡的序幕，变革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了教育革新，1901年的“新政”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成为近代教育转型大规模发展的开始，全国各地的新式学校不断兴办。1906年，宁夏府设银川书院遂改为宁夏府中学堂，同时改各乡的义学、社学和私塾为初级学校，各县县学改为小学堂。这就是宁夏近代教育的开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通令“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全国各地兴起了废学堂、兴学校，反对尊孔读经，注重实利教育的教育革新运动。宁夏、固原地区先在府、州和各县相继创建了一批初、高等小学。1922年，根据教育部新颁发“壬戌学制”规定，改称初高级小学校，之后又先后创立了中等学校4所。分别是：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注：1929年宁夏建省前隶属于甘肃省)、甘肃省立第五中学校、甘肃宁夏妇子师范学校和蒙回师范学校。如五中所列课程均按部颁规定开设：修身、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理科(中学改为化学课)、图画、体操、乐歌、手工。与宁夏清朝末年的封建儒学教育相比，注重实际、把老师和学生从考据和训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养，加速了旧式封建教育的衰落。故时人称赞当时的宁夏教育事业道：“学校发达擅从来未有之奇，第韩文公有主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慎始图终，开来继往是所望于有维持风化之责管。”[1]

尽管如此，宁夏的近代教育仍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与其他省份以及全国的省份相比依旧有很大的差距，当时宁夏政府的政策，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机遇、地区的人口规模以及地域文化传统对其发展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一)推动教育转型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人文环境观念严重滞后

宁夏地处内陆边远地带，人民贫困，风化未开，进学堂就学者仅为少数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特别是在固原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人稀地广，不仅居住地分散，而且山塬阻隔，地瘠民贫还有民族宗教的原因，适龄儿童上学者寥寥无几。[2]这就使得在一开始宁夏教育的受众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教育转型的均衡发展，阻碍了整体教育近代化的推进。由于我国长时间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部分因循守旧的学究，宁夏也不例外，这些人往往成为教育变革的绊脚石。他们经常抱残守缺地讲古论今，反对新事物，污蔑新学制说：“大学堂、小学堂，不大不小的中学堂；教英文，学日语，教的非人亦非鬼。”如宁夏府城的劣绅刘鹤泉等，筹办自治讲习所，与第八师范唱对台戏。在和师范学校争执校址时，散步流言蜚语，谩骂学校，引起了五中、八师学生的愤怒，矛盾较深。[3]当时，宁夏官方颁布了《私塾改良会章程》，允许私塾的合法存在，授课内容也允许继续使用四书五经为课本。在当时教育改革之际，宁夏虽然一些中心村堡的私塾被改名为“初等小学堂”，但从当时宁夏、固原农民的普遍情况来看，无论是小学堂还是私塾，基本上都没有按新颁教材施教，所以名为小学教育，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私塾教育。[4]相对先进省份，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近代宁夏教育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的近代化是建立在经济近代化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的发展，与之才能需要更多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只有近代大工业生产才需要更多高层次的劳动力，才能对科学技术、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近代的宁夏经济落后、发展的不充分成为了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宁夏近代工业为例，“1933年以前，全宁夏仅有灵的石沟驿和贺兰山的汝箕沟等一些煤窑，银川市只有一些手工操作的小作坊，没有任何工业设置。”[5]尽管在1934年以后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工业设置，但是整个产业规模依旧停留在手工小作坊阶段，相对于传统经济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远远落后其他省份。

(二)这种经济发展的落后还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密切相关

交通通信本身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文化更新的推动因素，而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主要是位于东南沿海，而在宁夏“1913年，在宁夏城经磴口、五原至包头修建了直达的电报线路，除此之外亦无任何建树。”[6]“宁夏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甘草药膏厂，只运转了不到两年就被迫停产，原因就是租税过重、运输困难。特别是包头至北京的铁路已修通，但路基不平，每周只通车两次。货到包头后不能及时装车，积压下来，药膏变质，损失很大，不得不停办。”[7]近代宁夏交通发展的相对落后，既制约了宁夏的近代城市化进程，又严重制约了近代宁夏思想观念的更新，从而严重影响了近代教育的推进速度。在人力、环境、经验各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近代宁夏教育的推进只能停留在了初步的尝试阶段，并没有深入的开展下去。

(三)军阀统治、蒋马争权，致使宁夏教育发展转型步履维艰

近代宁夏由于地理，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一直处在军阀统治之下，时间最长的是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1933年冬，马鸿逵命令教育厅长葛武棨筹办了冬季教师讲习所，集训全省中小学教师，为期三个月。其目的就是要求学员军事化，“防共保家”。他派来二十多个军事教官，对学员任意使用体罚，如学员张永吉被军训教官张应堂将腿骨打断后，无人敢过问。[8]1934年，宁夏省提出“救愚工作”，并开展“识字运动”，这场“识字运动”虽然起到了降低人口文盲率的作用，但他的性质却慢慢发生了变化。“自二十八年起，省党部为普及党化教育方针，重新拟定方案……开设识字班，除授识字课本外，兼授党义。露天识字课班，则专注重灌输党义及政治常识。”识字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推广识字运动，一方面实施公民训练”。[9]由此可以看出，培训教师的目的已背离了推动教育发展的初衷，有强烈的家族色彩和政治因素，深深打上了军阀统治的残暴烙印。1939年3月，马鸿逵创建了马家私办的贺兰中学。其在招考新生之前就提出了“三不要”，就是“成绩不好的不要，面貌愚笨的不要，衣衫褴褛的不要。”这实际上是公开将穷苦百姓子弟拒之门外。其对全校师生的训话中说：“宁夏是我们的家，我是家长，你们是子弟。你们要好好读书，学好忠孝礼仪，学个能文能武的全才。但不许你们听坏话，立坏志，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们要牢记着，谨防喝红水。”他一口一个杀头，一口一个剿家，一言以蔽之，他的办学方针就是培养反共子弟。[10]

此外，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相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对于广大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国民政府为了防范青年学生投奔解放区，所以在宁夏教育厅长的任用上，显得格外小心。而马鸿逵上任主席后，认为宁夏是马家祖孙称王称霸之地，认为教育厅这样的要职要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为所欲为，巩固自己的权利。[11]但是，唯有教育厅长一职国民党政府紧紧抓着不放，由教育部任用选派。因此，马与国名党政府在厅长的任用上矛盾重重，厅长更迭频繁，严重阻碍了宁夏近代教育的转型发展。

1933-1949宁夏教育厅长更迭顺序表

除了党化教育之外，马鸿逵对于教育经费的克扣，使得宁夏近代教育难以保证有力的财政支持。近代教育较之传统的教育对教学条件、经费保障有更高的要求，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程度的提高更需要投入充足的财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宁夏全省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由此各县的教育经费也由省政府统筹开支，由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向财政厅具领转发。同年，国民党中央对宁夏教育经费开始补助，但由于马鸿逵的一再克扣，各县的教育经费始终都很困难，所有学校的校舍均破烂不堪，教学设备非常简陋。此外，由于教师的待遇菲薄，生活毫无保障，加之马鸿逵一再克扣薪金，逼迫很多教师不得不改业或外流，在此情况下，有的学校经常出现课程没人教的现象。[12]还有一部分教员(合格壮丁)多数不过是为了躲避当兵，把学校当成避难之所，造成宁夏教育数量和质量严重落后的恶果。[13]

所以，不难看出，近代军阀统治之下的宁夏，教育发展步履艰辛，一方面是由于马鸿逵残暴的军阀统治对教育的不重视，把教育当做维护其家族统治的工具，搅和政治，过于功利，使教育失去了本来所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马鸿逵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使教育厅长更换频繁，使教师惶惶不安，不能安心教学，学生无法安心学习，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利于宁夏教育的系统性发展，在近代化转型的有利时机中，宁夏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

(四)从近代宁夏的文化氛围而言，复兴教育和民族教育折射出转型中的一丝曙光

综观近代宁夏教育的发展，相较晚晴而言，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学校教育(具体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留学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有了明显地发展，对于传播新的观念，宣传新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38年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首届毕业生送给母校的毕业留念，一个巨型炸弹模型，其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还有其悲壮的象征意义。学校也送给学生一本名为《六年来的我们》的书，包括了校长和学生们几年来的文章，用意就是希望毕业的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实小”精神，为祖国而战斗。此外，中共宁夏工委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人才，先后选送“实小”学生去延安读书、深造。为后来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4]与此同时，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回族的聚居地，回民教育在近代社会转型的潮流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力倡导回民教育的首推马福祥，1917年在今银川设立了“蒙回教育劝导所”，对于各县创办新型回民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清真小学校在宁夏各县普遍创办开学。1918年马福祥创办了蒙回师范学校，并进一步在宁夏各县推广回民小学教育。在他的倡导下，宁夏的民族教育出现了新的局面。后来，马鸿逵继承了其父马福祥创办回民教育的遗志，继续创办回民教育，并在学校的编制及课程方面，按照教育部颁发的规定执行，改变了传统的回民教育的方法，促进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

尽管如此，在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一方面，近代宁夏教育与其他省份一样，担负着传播救亡理念、宣传新思想和培养新式人才的重任；另一方面，宁夏的近代教育与军阀统治、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紧密结合，从而又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加之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使宁夏的近代教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曲折性。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宁夏教育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省份，教育的作用虽然有所发挥，但因受到了限制，并没有取得普遍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众所周知，教育作为具有独立作用和功能的社会事业，具有独立的地位、作用和运行发展规律。而近代宁夏教育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独立的发展，而是背负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较之传统，有令人欣慰的一面，较之同时代，宁夏近代教育则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落后性显而易见。

[1〗 马福祥，陈必淮主修.朔方道志卷一O[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 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507.

[3] 李雨村.解放前宁夏教育述略[J].宁夏文史资料.1982(11).

[4] 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507.

[5] 马文明.银川文史集粹[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244.

[6] 马福祥、陈必淮主修.朔方道志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 纪坤.宁夏第一台机器工厂的变迁[J].宁夏文史资料，1982(17).

[8] 李雨村.解放前宁夏教育述略[J].宁夏文史资料，1982(11).

[9] 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四册教育篇[M].宁夏省政府1942年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影印;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60.

[10] 李雨村.马鸿逵创办“私立”贺兰中学[J].宁夏文史资料1982(26).

[11] 席怀瑜.蒋马争权,宁夏教育厅长频繁更迭[J].宁夏文史资料，1982(26).

[12] 徐世雄.建国前宁夏教育史略[J],宁夏文史资料，1982(2).

[13] 席怀瑜，梁碧梧.解放前宁夏教育[J].宁夏文史资料，1982(9).

[14] 马文明.银川文史集粹[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296.

2014-04-02

邓华(1985年-)，男，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