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礼

摘要：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这次工人大罢工，特别是“二七”惨案的发生不仅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具有一定警示作用，而且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处在改组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对这次罢工实施领导，但部分中国国民党党员参与了相关的活动。基于对“反军阀，争自由”性质的认同，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国民党不仅充分肯定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历史地位，而且坚持在每年的2月组织开展对“二七”烈士的纪念活动。

关键词：中国国民党；京汉铁路工人；“二七”惨案

中图分类号：K26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141-05

众所周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这次罢工不仅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界的影响。学界对这次大罢工的前因后果及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罢工中的作用等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中国国民党在这次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前后对“二七”烈士的纪念等问题尚缺乏比较系统的专门研究。本文依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及其他相关报刊资料，试图从中国国民党部分党员是否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国民党是否参与了“二七”惨案的善后和抚恤工作、中国国民党是否组织开展了纪念“二七”烈士的相关活动等方面，对中国国民党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一、少数中国国民党党员参加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正值孙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之际。处在完善组织和政策转型期的中国国民党受制于广东时局的影响，虽然对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缺乏有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但资料显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前后，确实有部分中国国民党员参与其中。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从同盟会时期就与中国工人阶级有一定联系，并且视工人阶级为革命队伍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了建立工会团体的新阶段，不少中国国民党党员投身其中，并充当了工会的发起者或领导人。尽管众多的“招牌工会”混迹于内，但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贵的“团体”意识，而且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力。

在广东，孙中山明确支持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人的罢工活动。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其招牌乃孙中山亲笔题写。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不堪英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举行罢工。孙中山闻讯后当即表示支持，并派代表前往慰问。中国国民党的资助和指导对这次罢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

香港海员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工人包括京汉铁路工人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等团体进行了声援。“京汉铁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①期间，中国国民党也先后秘密派“工运”干部冯次亭等数十人分赴粤汉、平（京）汉、津浦等铁路联络相关工人，并建立联络机构，以图“南北工运声气相通”。②1922年5月，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孙中山亲自会见了与会代表，并号召中国工人为国家和社会尽力。同年12月，孙中山在与约翰·白莱斯福特会谈时强调“劳工参政”的意义：“余之目的在使劳工被认为社会间一种有资格之人”，“公共生活若有劳工势力参与其间，其意味当益浓厚”。与此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③正当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之际，孙中山于1923年1月30日委任谭平山（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以利向工人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主张。

早在1921年10月，孙中山就任命张继为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部长。但直到“二七”惨案发生之前，北方主要铁路线及其沿线的直隶、河南、湖北等省并未建立中国国民党的地方或基层组织。可见，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与中国国民党组织的薄弱无力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轨迹十分清晰。众多史料表明，在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展声援香港海员罢工之类的政治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挥了主要领导作用，深得铁路工人们的拥戴。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及后来的“罢工—复工”过程中，“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④1931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载文称，“五四运动与二七运动之间”是中国共产党的“萌芽时期”，其活动区域“大都沿平汉路一带及上海等处”；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施洋、林祥谦等人“甚露头角”。⑤曾为中国国民党工运领导人之一的马超俊在其后来所著的《中国劳工运动史》中讲到，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过程当中，一切主持大权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党员所掌控。在郑州主持工作的人就是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李振瀛。虽然名义上他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办事人员，但实际上他已经掌控了该部的“一切职责”。⑥中国国民党人的评论也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作用。

据有关资料显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汉口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是重要的参与者。张国焘提到：“国共两党人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洽。”⑦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刊物《真报》社的主要工作人员中就有中国国民党党员，这个刊物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紧密相关。⑧被推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曾经就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二七”惨案发生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出任汉口执行部干事。1923年11月，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期间曾经表示，中国国民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不仅在经费上提供了援助，而且在组织上给予了支持。工会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汉口一些工会的会员本来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员。⑨“二七”惨案发生后，偏于广州一隅且立足未稳的中国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⑩的流血惨案不仅没有公开的表态，而且没有对反动军阀的暴行进行及时谴责。这对当时在国内已有相当影响的政党来讲，中国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失去了一次开展政治宣传和吸引广大民众的良机。

二、中国国民党参与了“二七”惨案的

救治与善后工作“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在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工人运动低潮的同时，中国国民党也参与了“二七”惨案的善后和抚恤工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其支持工人运动的态度虽然更为坚定，但其右派势力排斥中国共产党，竭力将铁路工人运动纳入其控制轨道的不和谐活动也开始出现。

“二七”惨案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等名义向国内外募捐，所有捐款交由京汉铁路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支配，并由该会出具收条，然后组织分发到遇难者家属和失业工人手中。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国民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也参与了这项募捐活动。

“二七”发生惨案后，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苏联方面接受了部分捐款。其中，全俄铁路工会委员会3万卢布，红色工会国际2000金卢布（其中1000金卢布用于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国内方面，除了安源路矿等工人团体进行了相关捐助外，奉系军阀张作霖捐助了10000元，中国国民党为汉口的罢工工人提供了1000元的经济援助。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分别负责京汉铁路南北两段发放救济款的张连光和张德惠两人，不仅不能及时地、公开公正地处理善款，反而见钱眼开，挥霍贪污甚至卷款潜逃。曾任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财务干事的张连光贪污近6000元现款后逃回老家，并从此销声匿迹。作为长辛店分工会负责人之一的张德惠在天津、上海等地挥霍捐款近3000元，并散布“共产党侵吞了捐款”“共产党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等流言蜚语，企图离间工人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杨德甫、张德惠等人标榜由“真正的工人”建立不介入政治的工会。郭平伯、郭寄生、陈天等人甚至居心叵测地要求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公布捐款来源和数量等。在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马超俊等人的煽动和蛊惑下，杨德甫等人参与成立了以反共为宗旨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公开争夺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惨遭镇压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逐渐恢复。中国国民党“一大”期间，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孙中山亲自批准在广州的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前往与会，并出资2000元转交即将成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3月下旬，中国国民党中央在《告全国学农工商各界书》中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本党之奋斗，乃为发展实业而奋斗，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并号召全体国民投身国民革命。5月1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及广州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他所做的即席长篇演说中指出，只有工人才可以管理国事，只有以团体的力量“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

1924年5月13日，湖北军阀以“过激主义”罪名逮捕了杨德甫、周天元、罗海澄、黄志章、许白昊和刘芬（律师）等人，并将他们押往洛阳吴佩孚处审讯，是为轰动一时的“工党之狱”。不久，张国焘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多名工作人员在北京被捕。为此，尚不了解杨、张的变节行为的国共两党均予以谴责。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的《告国人书》指出，反动军阀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在向中国国民党挑战，而且是在向全体中国国民挑战。并表示，全体中国国民党党员“愿以国民之前驱自任，前仆后继，猛进而不已”。陈独秀则发表文章称，包括曾经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的杨德甫在内的几名中国国民党党员被诬为“过激党”，这完全是“世界奇案冤案”。

北京政变以后，深受国共两党影响的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迅速在其辖区释放了因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被捕的工人。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并宣布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北方工人运动也一扫“二七”惨案以来的消沉，开始走向复兴。

三、中国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前后多次

组织“二七”烈士纪念活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一场“反军阀、争自由”的抗争，与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宗旨一致，性质相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北伐战争前后的京、津、沪、汉、粤等地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对“二七”烈士的纪念活动。其中，由中国共产党出面组织者有之，由中国国民党组织或团体发起者有之。

1923年3月22日下午，北京各团体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在北师大操场举行了“施洋暨‘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大会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召开。北京大学学生黄某、李某捐出了张学良赞助给他们的100元医药费作为会议的开支。这是“二七”烈士最早的纪念大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在这次纪念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1924年2月7日，上海各团体在西藏路口的“慕尔堂”召开“‘二七第一周年纪念大会”，其主要发起者虽然是有中国国民党背景的工会团体，但中共上海地委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上海学联名义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中国国民党有组织地开展对“二七”烈士的纪念活动，始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1926年2月2日，“二七”惨案三周年之际，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各界团体推动下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二七”纪念筹备委员会，定于2月7日中午12时，在广东大学举行大规模纪念大会，会后组织示威巡行，晚间在广东大学及太平戏院二处演戏，以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以求获得中华民族之解放。会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第254号通告，“令市内党员一律参加‘二七纪念大会”。广东省教育厅也在当日下发通知，要求全体在校学生按时参加纪念大会。纪念大会如期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当时的会场上人山人海，旌旗蔽空，传单如雪片纷飞。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地方负责人林祖涵（中共党员）、何香凝、恽代英（中共党员）、甘乃光等人分别在会场内设立的军政台、商学台、工农台发表演讲。演讲期间，“继续‘二七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五卅运动是‘二七运动的继起”“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响彻全场。会后，各界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1927年初，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广州、武汉成为革命势力的两大中心，国民革命运动面临着继续向北推进、彻底消灭北洋军阀的艰巨任务。北伐过程中，京汉铁路工人组成的铁道大队积极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二七”惨案四周年之际，中国国民党再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肯定“二七”烈士之死与黄花岗烈士之死同样伟大，同样有价值。广东各界《二七纪念宣传大纲》提出，北伐军虽然已经替“二七”烈士复仇了，但我们更须要替全国被压迫民众复仇。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军阀，拥护北伐军，才能争取国民革命取得圆满成功。广东省农民协会在《为“二七”四周年纪念日告农民》一文中，也呼吁中国农民兄弟们要赶紧团结起来，要与革命的工友们联合一致，打倒一切摧残农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1927年2月7日中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召集各界团体在中山大学操场举行“二七”纪念大会，到会者10万余人。会场之内党旗蔽空，万头攒动，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当天12时半，“农工”“军警”“商学”等三处会台同时宣布开会。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负责人陈孚木、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先后发表演说，强调要继续先烈未竟之工作，去打倒军阀。大会发表宣言称，纪念“二七”，要更加团结，巩固北伐后方，拥护国民政府，收管汉浔租界，为烈士复仇，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军阀与一切封建势力，完成国民革命，实现民主政治，造成独立自由强盛之国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会后，与会者举行游行，“市内各繁盛地点，各马路，多有各界团体演讲队演讲，听者甚众。”

1927年2月7日上午的武汉，“二七”纪念大会分别在洪山施洋烈士之墓侧和江岸“二七”纪念碑奠基地点召开。各界代表赶来参加者尤络绎于道，且有飞机翱翔天空，散发传单，气氛极为“静肃”。在洪山会场，主席台前悬挂着施洋及诸烈士的遗像，两侧摆放着各界送来的挽联。其中，蒋介石联云：“为解放民族而奋斗，是无产阶级之先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联云：“烈士血花，是革命的种子，是主义的结晶，要撒遍寰区，求达到彻底解放”。到会者有工农学兵各界人士20多万人，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邓初民担任总主席。大会开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唱歌致哀，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邓初民、中国共产党代表蔡以忱、北伐军代表章伯钧等人先后发表演说。其中，以汉口码头工人张大康的演说最为痛快淋漓。张大康当时所穿的衣服破烂不堪，样子非常可怜。当他说到沉痛处时忍不住痛哭流涕，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当天上午9时，“二七”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在江岸举行。奠基仪式由大会总指挥李立三（中共党员）主持。首先由刘文岛宣读奠基词，然后，全体与会者向纪念碑三鞠躬。邓演达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二七”烈士的英勇事迹，称他们是为“民族革命而死的”，希望大家“继续他们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路努力奋斗以求国民革命迅速成功”。接着，林祥谦烈士夫人“详述林烈士被难之惨况及其家境之萧条，吞声饮泪恻恻动人，会场群众皆为堕泪”。

四、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破裂后对“二七”烈士的纪念1927年7月15日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虽然“二七”惨案亲历者们的政治分化越来越剧烈，但中国国民党方面在此后的短时期内仍然继续组织开展了一些纪念“二七”烈士的群众活动。

1928年2月，上海各团体成立京汉路“二七”惨案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经报请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定于2月7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活动，并请淞沪卫戍司令部派武装维持会场秩序，后因天气原因改在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追悼大会。上海各团体派往南京的代表分别在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苏省总工会及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等处进行宣传，并致函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下令各地于2月7日组织召开“二七”惨案纪念大会，并提议以京汉铁路“二七”纪念日为“劳动纪念节”，以志不忘。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在《二七纪念告工友》中称：“伟大的触目惊心的二七纪念”，“是我们中国的工友们，初次与军阀短兵相接而惨遭牺牲的日子”，是“谋团结起来，求得解放的日子”。尽管中国国民党已经开始污蔑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以善良的工人去做牺牲品”，但仍然强调“‘二七纪念终究是反军阀的纪念日！在军阀没有完全打倒的今日，我们越发该纪念它”。

1929年12月，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下发的“二七”惨案死难工友名册，中国国民党平汉路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在沿线经过调查落实后，有53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其中江岸35人，长辛店7人，彰德（今安阳）1人，郑州8人，顺德（今邢台）1人，高碑店1人。名单上虽然没有施洋律师的名字，但林祥谦、汪胜友、司文德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字均在此列。按照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员抚恤条例施行细则”的有关规定，烈士遗属得享“一次抚恤金”或“年抚恤金”，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拨交所在地的国民党党部代行“给领”。

“念先烈革命之艰苦，及其身后遗族之萧条。”1930年3月，马超俊、刘芦隐等中国国民党党员上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二七”惨案的死难烈士“请恤”。呈文列出包括林祥谦、曾玉良等人在内的41人名单，要求“抚恤先烈遗族，并指拨公地，建筑先烈坟墓以彰功勋，而慰忠魂”。不久，中国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议定名单所列烈士家属每人发给“五等一次恤金”200元。直到1931年2月，中国国民党平汉路特别党部还在汉口举行过“二七”惨案死难烈士纪念大会，这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方面组织“二七”纪念活动的尾声。

综上所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国民党人参与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既是“打倒列强，反军阀”国民革命运动的先行实践，也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前后积极主动组织的“二七”纪念活动，虽然不排除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影响，但以此激励社会各界加入“打倒列强，反军阀”的战斗行列，则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心愿和主要目标。尽管在1928年之后，中国国民党对“二七”事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多有谬评，但其对“二七”烈士的敬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1页。②秦孝仪：《革命人物志·马超俊》（第17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161页。③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533页。④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第106页。⑤佚名：《共党内部分崩离析之写真》，《中央日报》1931年3月7日。⑥陈素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5-1006、623、623、626、1019页。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67、320页。⑧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21、181、208页。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30、262页。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陈独秀：《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全俄铁路工会委员会给中国汉口铁路总工会电》，苏联《真理报》1923年3月6日。《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9页。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874、1898页。《中国国民党敬告国民》，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31日。陈独秀：《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68期，1924年6月4日。中央党部：《通告党员参加“二七”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二七”三周年纪念大会详情（广东）》，《工人之路》1926年2月8日。广东省农民协会：《为“二七”四周年纪念日告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各界“二七”纪念大会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为二七纪念告工友》，《中央日报》1928年2月8日。德徵：《弁言》，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二七纪念特刊）1928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民众运动》（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责任编辑：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