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欢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改革“总体方案”的“重头戏”，改革动作大且难度亦大，其调适过程将对经济领域及其他方面造成深刻影响

牵涉范围甚广的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终于获得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三项方案，涉及财税、户籍、纪检三大方面。

财税改革确立时间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会议明确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分别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据了解，对于一些业内达成共识的，如对地方债的管理，房地产税、环境税的立法工作，中期预算、中央上收基础养老、跨区域事权等，有望写入总体方案加以明确。对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等，短期内难以有完备方案的，或许只会有原则性的规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指出，促进预算公开，提高财政透明度，能较好地配合目前的反腐工作；相比税制改革和央地关系调整，预算改革现在就能且应该推动起来。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无疑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内容。政治局会议表示，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深化税改用计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而让居民更好的享受到税改红利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重点之一。有消息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原则概括为16个字，“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重点推进预算、税制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三方面的改革。我国财政预算部门色彩较重，不透明、不规范、不够细化，在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等环节缺乏制衡。预算改革就是要改进预算管理，强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增加透明度，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预算法》修订。

尽管我国宏观税负国际比较并不高，但税制结构不合理，居民感受的实际税负较重，税收并没有很好发挥“抽肥补瘦”、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财产税体系，导致投机盛行，房地产泡沫膨胀。未来税制改革，就是在稳定宏观税负基础上优化税制结构，推进依法治税减少征收随意性，发挥税收定向调结构的作用。

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说，“基础还是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无论是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础需要制度来规范。制度规范，可以有规矩，而且可以起到治国安邦的保障作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财税机制的解读。”

改革或遇多重阻力

从长远来看，财税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税改革的三大方向，即改善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理顺财权与事权。有评论指出，上述三大领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为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民生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

如果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不能有效推进，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同时，也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降低了经济活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我国先后经历统收统支、分灶吃饭，最后到分税制才稳定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各占一半，但地方财政支出占了85%左右，差额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弥补。这也导致“跑部钱进”等现象产生。未来改革的思路，不是减少中央的财政收入，而是增加中央本级支出，促进办事和花钱相统一，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间权利调整，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次提出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时间应该是有保证的。财税领域改革基本完成后，需要将其上升为法律，现代财政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刘剑文指出，“而且这次强调，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这是一个新的高度。此外，三中全会强调建立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这里强调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的问题，比三中全会的规定更加细化。”endprint